对汤寿潜在“东南互保”中的作用，观点之一，认为他是最早倡议“东南互保”的人。相关的证据，如张謇在《汤蛰先先生家传》中说：“国之不亡者，仅君往说两江总督刘坤一、两湖总督张之洞，定东南互保之约，所全者大，其谋实发于君。”汤氏自己也说：“寿潜最顾外交，光绪廿六年五月下旬，东南互保，寿潜实为刘忠诚倡议。”

然而，通过排比史料，汤氏最早倡议“东南互保”这个观点显然难以成立。

    清廷与列强宣战的前一天，光绪廿六年五月廿四日，盛宣怀电刘坤一：“福开森面禀：‘各领事并无占吴淞之意。英领事要我请其保护，是其伪术。若为所愚，各国必不服。白藻泰已将此情电法’等语。自吴淞以迄长江内地，公应饬沪道，告知各国领事，自认保护，勿任干预。”

    这是目前所见最早含有“东南互保”内容的提法。但是，盛宣怀并没有说这个想法是他自己的还是福开森的。而据赵凤昌《惜阴堂笔记》记载，盛氏的提法来自福开森，源头则是赵氏：

    “自五月初，良乡车站拳匪发难，京津响应，各省人心浮动,或信以为义民,或迷其有神术。上海远隔海洋,忽传城内已有拳匪千人飞渡而至。旅沪巨室纷纷迁避内地，有首途而被劫者。其时南北消息顿阻，各省之纷乱日甚，各国兵舰连樯浦江，即分驶沿江海各口岸,保护侨商。英水师提督西摩拟入长江,倘外舰所至，与各地方一有冲突,大局瓦解,立召瓜分之祸。忧思至再,即访何梅生老友商之，云:‘事已如此，岂可坐听糜烂?其时各省无一建言者,予意欲与西摩商各国兵舰勿入长江内地，在各省各埠之侨商教士，由各省督抚联合立约负责保护。上海租界保护，外人任之。华界保护，华官任之。总以租界内无一华兵，租界外无一外兵，力杜冲突，虽各担责任，而仍互相保护。东南各省，一律合订中外互保之约。’梅生极许可，惟谓‘须有任枢纽之人，以盛杏生地位最宜，并云此公必须有外人先与言，更易取信’。当约某美国人偕往，谒盛密谈。旋杏生约予往晤，尚虑端、刚用事，已无中枢，今特与外人订此约,何以为继?予谓此层亦有办法，可由各省督抚派候补道员来沪，会同沪道与各国驻领事订约签字。公不过暂为枢纽，非直接负责之人，日后亦无其关系。即定议由其分电沿江各督抚，最要在刘、张两督。”

    这个“某美国人”，显然就是福开森。

    如果赵凤昌没有虚构，那么毫无疑问，他是首次提出“东南互保”之人，时间应在五月廿四日前两、三天。

    盛宣怀对自己在“东西互保”中的角色，说“即如保护东南，非我策画，难免生灵涂炭”。他只说“策画”，这是没有问题的。而其子盛恩颐说“府君首倡互保之议，密电各帅”。史料证明最早向督抚倡议“东南互保”的确是盛氏，从这个意义上说，盛宣怀是首倡之人也不算错。

    因此，盛宣怀和赵凤昌都可以说是“首倡”，只是各自所“倡”的对象不同而已。如果不论对象，只论时间，赵是早于盛的。

    廿六日，盛宣怀电刘坤一，荐汤寿潜为其参谋：“时局至此，公砥柱东南，统筹军国，须得忠亮宏达之士，参谋左右。前青阳知县汤寿潜其人也，此君现在沪，公以为然，当代敦劝来宁。其人之详，可问季直殿撰。”

    盛宣怀这么做，无疑是为了进一步推进“东南互保”。这说明盛、汤就“东南互保”有过交流，立场一致，否则盛不可能将汤荐与刘。

    盛、汤何时交流不详。目前所知，汤与人谈及“庚子事变”最早在五月中旬。汤氏自述：“蔡子试令津门，余每朔南，经过必面。逮庚子五月望后，过我沪寓，与言近事，茫然惊诘，乃知其改官湖外。”“蔡子”指蔡启盛，曾任官天津，庚子改官湖南，五月中旬至沪，与汤会面。“与言近事，茫然惊诘”，显然谈及了“庚子事变”。但是，这不能证明汤氏此时已有“东南互保”的设想。

    廿七日，刘坤一复电：“汤君著作颇富，久闻其名，祈转致来宁为盼。”

    可见，当盛宣怀向刘坤一提出“东南互保”的雏形时，汤寿潜还在上海。他去南京见刘，比盛电刘至少晚了三天。

然而，本文开头所引张、汤之说，张说“其谋实发于君”，汤说“寿潜实为刘忠诚倡议”，确实都含有“首倡”之意。岂不是有悖于事实？

其实，张、汤说法的要点在“当面”，意即汤寿潜是最早前往南京对刘坤一进行当面游说的人。

张謇廿日已至南京。他在自订年谱中说：“余诣刘陈说后，其幕客有沮者，刘犹豫，复引余问:‘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 ’余曰:‘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刘蹶然曰:‘ 吾决矣。’告某客曰:‘头是姓刘物。’即定议电鄂约张。张应。”

    鉴于张謇日记有失记的情况，以上场景发生在哪天无法确定。从本文开头所引张、汤的说法来看，张应该是在汤之后游说刘的。

    对汤寿潜与刘坤一的交谈，俞印民《俞氏泗水集》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似乎从未有人说及，故抄录于此：

“汤蛰仙先生精干果断，以机警胜人。清庚子之役，先生在江督刘岘庄忠诚公坤一幕下，忠诚深契先生，每事必以咨询。时朝野靡然，目此巨变，莫知所届。忠诚接矫诏，彷徨中夜，百思不得一筹，因延先生至密室，询问方略。先生略思索，谓忠诚曰：‘此际西北大乱，所持惟东南半璧，某愚以为宜与外人订约，力任保护。’忠诚意虽谓然，第恐各省疆吏未必一致。先生曰：‘东南以两江为主，两江倡议，附和必多。况南皮亦贤达之士，所见未必不同。’忠诚即请属稿。先生伸纸疾书，顷刻草就，电发鄂督张香涛文襄公之洞，果首先赞同，各省亦无异议。自后，东南安固，地方晏然，卒无兵燹流离之苦，先生之力也。”

俞氏说：“余以新昌陈君之介绍，获见先生于西湖清泰旅馆，与之谈论。”可见，以上情况是汤氏当面说给俞氏的，真实性无庸置疑。

从俞氏的记载来看，汤寿潜帮助刘坤一解决了一个关键技术难题：如何使东南各省督抚立场一致。这样，使刘打定主意作领头羊。当然，汤氏的作用不可能止于此。张一麐说：“东南数省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盛宣怀与外人定保护南数省商教章程、保护上海章程，得以无事。奔走其间者为汤寿潜，文稿多出其手。”日本支南珏一郎说：“当时汤寿潜见识，虽不独高于南中他人，而其任奔走，为说客，较他人为烈。当时督两江者为刘坤一，督两湖者为张之洞。二公虽识见高超，亦确京中有多数大臣附和拳匪之非计，乃逼于朝命，几有进退两难之势。于是汤寿潜往返二公之间，力主不开衅。倘一开衅，必致南北受兵，而中原无一片干净土矣。二公深韪其言，坐待二次之朝命。不经旬，而八国联军集矣，拳匪节节退败，京师至不可收拾。而南中却安然无事，虽大功在于刘张二公，设无汤寿潜为之怂恿其间，刘张二公转念与否，未可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