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6月25日，杨昌济在日记中写道：“吾国人不惑于风水之说者鲜矣，虽朱子犹惑焉。近世如魏默深、曾涤生、郭筠轩、刘霞仙，皆有此迷信。船山独卓然不惑，力排五行、术数之说，此其所以为卓绝也。”

刘蓉迷信的具体表现，在近代以来的文献中似乎未见有人提及。近读《槠山刘氏族谱》，知刘蓉多次改葬父母和弟弟。

咸丰二年五月，刘蓉母逝，应当是浅葬。三年五月，葬母于苋冲山。五年十月，弟刘蕃捐躯湖北蒲圻。刘蓉负其骸骨归里，祔于母茔之侧。七年闰五月，欲改葬母、弟，未果。九年十月，父逝，应当是浅葬。同月，改葬母、弟于胜岩里之柳公塘。十年闰三月，葬父于划船塘。同治六年，刘蓉于陕西巡抚任上罢职回乡。八年，改葬母、弟于芦茅塘，改葬父于井冲。

刘蓉迷信之说应该就是由此产生的。

然而，杨昌济以“迷信”一词界定刘蓉的行为，很可能是误解。或者说，仅以“迷信”一词来解释其行为，是片面的。

被坊间传为“迷信”者，其实有真“迷信”和假“迷信”的区别。但是，如果不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二者是难以区分的。有些人选择亲人墓地，即使不相信“风水”，也一定希望亲人骸骨长久保存，在做法上必遵循风俗。他们并不相信“风水”可以决定后人、家族命运这一套说辞。这一类人就是假“迷信”。

曾纪泽不信风水，但为文正公择葬地历时两年多。他说：“余夙不信风水家言，故于其中款窍茫然不解，以葬亲不敢不慎，聊从俗一一择之……究之五患之外，但求土质洁燥，可安体魄而已，其馀皆臆说耳，何是据哉？”

宋代大儒程颐在《葬说》中说，营造墓地“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须使异日不为道路、不为城郭、不为沟池、不为贵势所夺，不为耕犁所及”。这就是所谓“五患”。

避免“五患”、“从俗”、“求土质洁燥”，为了达成这些目标，必然要奔走多地，反复考察，慎重决定。在不了解内情的人看来，他们不是“迷信”又是什么呢？

黄彭年也不信风水，首次为父亲黄辅辰置墓地，应该没请地师。等到葬父时，“窖木验视，则水渗焉，或掘得蚁。彭年往者不信青乌之术，至是仰天大痛。”只好请地师另寻葬地，历时近一年才达成心愿。

曾纪泽、黄彭年虽然不迷信，他们选择墓地仍然费了很多功夫，主要是为了保护亲人遗骸。但是他们的行为动机难以被外人所知，所以被传为“迷信”是大概率的事。

一种常见现象，古代典籍经过再版、传抄，都会出现错讹。白纸黑字尚且如此，口耳相传的东西，只需一传、二传，就会与事情的本来面目大相径庭。如果一传者传给别人的信息并非来自事主本人，而是一传者自己揣测的，他传递出去的信息有多大可信度？他传递的信息在坊间流传后，又有多大可信度？

刘蓉多次改葬父母和弟弟，主要也是为了保护亲人遗骸。咸丰三年五月，刘蓉葬母之前，曾国藩撰《刘母谭孺人墓志铭》。九年十月，刘蓉改葬母亲，在曾国藩所撰墓铭之后加了一段跋语。跋语石刻现存拓本残缺，可识如下文字：“书石而……幽地多砂砾，形家弗谓善也。越七年，改卜于胜岩里……之阡，瓦棉木橔，壬首丙趾，而祔弟蕃……之谨，附识于左方。咸丰己未冬十月，男蓉、葵谨志”。

可见，“幽地多砂砾”是刘蓉改葬母亲和弟弟的主要原因。由于含砂石的土壤渗水性强，人们认为这不利于保存骸骨，故选择墓地多避忌。曾纪泽为文正公选墓地，曾相中铜梁山紫竹林。他亲自监督挖穴，“穴间掘罗围皆嫩石，余亲督一役掘穴心，视之亦嫩石，此地不可用矣！”只能放弃。也是同样的道理。黄彭年发现父亲墓地渗水、有蚁，刘蓉“闻而哀之”，遂帮黄另觅墓地，虽“以病闭门,犹时强起，为登山审视”，目的也是为了好友遗骸能得以长久保存。

因此，对刘蓉改葬父母，仅以“迷信”一词简单论定，掩盖了事实真相，是有失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