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一年，罗泽南、刘蓉在本邑洲上开始以宣扬理学为目的的授徒讲学事业，拉开理学复兴的帷幕。次年，他们首次在长沙讲学。自此，他们几乎每年都有或多或少的时间在长沙，或联手、或各自开展讲学，在省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可以说，长沙是他们重振理学的桥头堡。目前所知，他们在长沙的讲学地有以下几处。

一、麓山

刘蓉、罗泽南在长沙第一个讲学地，很可能在麓山。

光绪十年，郭崑焘之子郭庆藩回忆其父生平，谓“十九岁应试来长沙，始识湘乡罗忠节公、刘霞仙中丞。时两先生方究心宋儒之学，言行无所苟，先大夫一见倾服，两先生亦谓‘此吾畏友也’。乃深相结契。”“先大夫弱龄，与罗忠节公、刘霞仙中丞讲学麓山，博览儒先性理之书，究道考德，相寻以澹泊。”

郭崑焘十九岁时，即道光二十二年。因此，本年刘蓉、罗泽南很可能在麓山联手讲学。他们讲学麓山的时间跨度比较长，且影响不小。道光二十六年，罗泽南致信郭崑焘，有云“昨遇霞仙，得悉阁下近况，且言与阁下约来年欲共读麓山，以毕夙志。”光绪三十三年，黄嗣东说：“忆自束发知书，随宦湖湘，闻罗罗山与曾、刘（自注：谓霞仙中丞）诸先生讲学岳麓，吾乡蕉云刘先生又与湘乡相国会讲京师。”

刘蓉有《麓山题壁》诗，写于何年不明，判断当写于道光二十一、二十二年的春季。如果是写于二十二年的话，则应该是在麓山讲学时所写。

二、观音庵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刘蓉在观音庵讲学。 

十二月，刘蓉复信曾国藩，云“今岁七月，会筠仙即郭嵩焘于长沙...在省半月，酬应繁多，计与筠仙四日聚耳...澄侯即曾国潢、温甫即曾国华两弟，比在省尝晤及，窥其意，似于科名得失之际，不能无介介者，亦尝倾竭鄙虑，以相规切，亦似未能遽从。诚信之不孚，而欲感人于言语之末，吾知其难矣。子植即曾国荃归后，不及一面，不识其志趣若何，欲一叩近状之详而未得也。”从“在省半月，酬应繁多”一句来看，其讲学可能不止一次。

次年闰七月，郭崑焘致信刘蓉，云“去夏一别，倏忽经年，回忆观音庵内谆谆启迪时，此境恍然如昨，所恨缘分浅薄，不获与兄朝夕同居，得以时闻训诲”。

可见，观音庵讲学参与者应有郭嵩焘、郭崑焘、曾国荃、曾国潢、曾国华等人。

光绪《善化县志》 载：“古观音庵，在小西门内城墙湾。”小西门位于今坡子街湘江路口。那么，观音庵应该在今湘江中路坡子街口附近。与麓山隔河相望。

道光二十四年六至九月，刘蓉在长沙。其时，罗泽南在贺修龄家开馆，曾国华、曾国荃在城南书院读书，同时师从罗泽南。曾国潢也在长沙。

六月二十四日，刘蓉致信曾国藩，云“子植弟器识侭佳，近在省数相会晤，颇见信从”。曾国藩复书，谓刘蓉“崛起僻壤，乃能求先王之道，开学术之蔀”。九月十九日，曾国藩致书父母，云“闻九弟即曾国荃意欲与刘霞仙同伴读书。霞仙近来见道甚有所得，九弟若去，应有进益。”同日，致信诸弟，谓“九弟前信有意与刘霞仙同伴读书，此意甚佳。” 说明刘蓉在长沙期间应有讲学。而彼时郭崑焘在长沙参加乡试，与刘蓉常相聚，郭崑焘、曾氏兄弟听取刘蓉讲学则是自然之事。其讲学亦可能与罗泽南联袂举行。

由于曾氏兄弟在城南书院读书，离观音庵不远。因此，刘蓉讲学之所仍有可能在观音庵。

三、曾子庙

曾子庙亦称宗圣庙，据称是曾氏在南方的总祠，是湖南曾氏祭祀、联谊议事之处，也是湖南各地曾氏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期间的落脚地。

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刘蓉在长沙，常与冯卓怀、曾国潢、曾国荃、曾国葆相聚。其时曾氏兄弟在长沙参加科试，当寓曾子庙。大概在八、九月间，刘蓉返乡，随后又至长沙。十一月下旬，招郭崑焘来聚，十二月上旬归家。二十八年五、六月，曾国葆、曾国荃先后至长沙赴试，均住曾子庙。七月，刘蓉至长沙，会曾氏兄弟。

以上在长沙期间，刘蓉大概率有讲学，曾子庙是可能地点之一。

咸丰元年六月，曾国葆、曾国荃、曾国华赴乡试，寓曾子庙。七月，刘蓉至长沙，与曾氏兄弟同寓。

七月十二日，曾国葆致信曾国藩，云“近来与罗指罗泽南、霞指刘蓉二人谈论之间,两相契合。弟虽不学无识，彼亦乐引之为群。而彼二人者，弟不敢知其将来之见诸行者若何，而察其为学之精纯,与其所言者及其所励诸躬者,无不衷之于道，则弟之所心服而愿学者也...... 现在惟思将天地圣贤之道理，如《周易》之乾、坤二卦，《中庸》之‘天命之谓性’章，与一切难解之书，详问罗、霞二人,以益其知。”

七月十五日，曾国荃致信曾国藩，云“现今刘孟容即刘蓉同住庙内，朝夕相亲，快聆议论。罗罗翁即罗泽南亦不时顾问，兄弟三人，颇有乐趣。”

    八月十八日，曾国荃再致曾国藩，云“季指曾国葆以近来颇略玩儒先书，而不暇及举业，且亦非其所好，故今岁以来，百事皆大有长进，而八股一道则毫无寸进也...冯树(唐)[堂]自河南幕馆归，在家住一二月，昨亦来城，偕刘指刘蓉、罗指罗泽南诸君畅谈两日。”

    八月廿一日，曾国葆致信曾国藩，云“刘霞仙尚在省城会郭筠仙”。

    十二月初八日，曾国荃又致曾国藩，谓“二君子者指刘蓉、罗泽南，吾邑伟人也，心术本正，学术极纯，年来尤好学不倦,良可钦佩。弟每见二君，不觉敬畏忽生，向时所有毛病，又略收拾，好得几日也。”

    可见，七、八月时刘蓉在曾子庙下榻、讲学。其时，罗泽南在贺长龄家坐馆，也常来曾子庙讲学。曾氏兄弟是聆听者，郭嵩焘、冯树堂或亦参与。

据相关资料，曾子庙始建于嘉庆九年。同治《长沙县志》载：“曾子庙，在千寿寺左”，“千寿寺，小吴门内。”光绪《善化县志》亦载：“曾子庙，在千寿寺左。” 光绪《善化县志》的《省城图》上，有“千寿寺巷”，东接东长街，即今蔡锷路，西连文运街。“千寿寺巷”北侧标记“宗圣庙”。在1937年编制的《长沙市图》上，“千寿寺巷”被“顺星桥”取代，其北侧标记“曾子庙”。

同治元年，曾国藩兄弟等人带头解囊，发动全省族众捐资重修、扩大曾子庙，规模宏伟。1930年代，曾氏族人在曾子庙设私立曾氏新民小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民小学并入长沙市城东一校，曾子庙一部分改建为教室，仅保留宗圣殿。城东一校后改名为顺星桥小学。1980年代，顺星桥小学改名为长沙市实验小学。2006 年，实验小学迁往河西岳麓区，宗圣殿拆除，曾子庙完全消失。

四、城南书院、定王台、贺长龄宅

    罗泽南逝去多年后，左宗棠有《题罗忠节公遗像》一诗，回忆与罗泽南、刘蓉初识情形:“紫光画阁且迟开，竞羡长沙好秀才。省识旧游如昨日，春风归咏定王台。”自注：“咸丰初，公馆贺耦耕尚书里第，及门诸子假馆长沙东郭定王台就公请业。时李公续宜、王公鑫、李公杏春咸在，余尝与刘公蓉晤公于此。” 咸丰四年，他在致严仙舫信中说：“罗山一老学究耳，与宗棠素尝论学，持论平实稳惬，作事有条理，可见者不过如此。及其将兵，胆略俱壮，随机立应，竟为宿将所不及。”这里所说的“论学”，应该发生在定王台初见罗、刘之时。

    郭庆藩在其父郭崑焘行状中说：“两先生指罗泽南、刘蓉同肄业城南讲舍，先大夫指郭崑焘居城中，每晡时必一谒城南，相与讲论得失，或值夜分归，罗公令其门人王壮武公即王錱诸人秉烛相送。时天下承平久，金吾不禁城，夜半方扃也。自与两先生交熟，读儒先性理之书，参互考证，严惮切磋，卒以成德。”

可见，咸丰元年，刘蓉与罗泽南肄业城南书院期间，两人在城南书院、定王台讲学，听讲者有罗门弟子、郭崑焘等人，左宗棠与罗泽南进行了论辩。刘蓉与罗门弟子当寓于定王台。

贺长龄家位于今苏家巷、白果园巷相接区域，城南书院位于今湖南第一师范城南校区，定王台位于今湖南图书馆，三地相距不远，往来比较方便。

八月，刘蓉尚寓曾子庙，移寓定王台当在九月。其《长沙夜雨闷甚，寄怀曾涤生郭筠仙》一诗即作于定王台：“半夜西风卷败荷，定王台畔雨声多。无边别憾惊秋早，纵得重逢奈老何。短笛催残江上梦，一樽潦倒渭城歌。茫茫身世吾何似，要把青衫换钓蓑。”他于本年中秀才，“青衫”一词即指此事。

郭崑焘有《伯兄与柈湖翁旋俱有登高之作，各次韵一首》一诗，回忆城南书院旧事：“胜会难忘辛亥岁，大观楼上作重阳。沧桑忽变廿年事，萸菊仍开九日觞。老去支持少陵兴，醒时疏放次公狂。西风落叶荒祠晚，寂寞城南旧讲堂。”“辛亥”即咸丰元年。可见，是年罗、刘在城南书院讲学当距“重阳”不远。

咸丰二年，罗泽南仍在贺长龄家开馆，曾国荃从游，在贺家住数月。一、二月，刘蓉在长沙，与曾国荃多过往。

一月初十日，曾国荃致信曾国藩，云“省城读书，有刘孟容、罗罗山两君切磋”。二月初五日，又致曾国藩，云“里中旧友，如刘孟容者，可谓壁立千仞矣。以不得志于有司而改前业，而务正学，孜孜不倦，迄今且将十五年矣。笃信圣贤之业，谨守吾道之规模，几有所成矣。其好善之诚，如饥之于食，渴之于饮，不啻自己有之，故邑中后进引诱入正道者颇多。罗君罗山，自与孟容交后，彼此相观而摩，正无一时怠懈，其规模识量虽不若孟容，然要亦吾乡伟人也。”

其时刘蓉寓于何处不详，最可能还是在定王台。

同治六年，刘蓉从陕西巡抚任上去官还乡，在长沙停留时，重登定王台，写下《登长沙城楼》：“定王台上俯蒿莱，浩淼湘流去不回。瑰玮才华悲贾傅，凄迷香草吊湘累。千年逐客家何处，万里秋风雁又来。寂寞江山人逝后，孤云惨淡不胜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