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六年三月初二日，罗泽南在收复武昌之战中被子弹击中头部。初八日卒。四月廿二日，其灵柩抵里。三十日，葬于细镜山祖茔。或许是出于风水原因，其家人考虑以后可能会改葬，故是浅厝。墓志由刘蓉撰写，名为《资政大夫赠巡抚布政使衔浙江宁绍台道罗忠节公权厝志》。因是“权厝”，且撰写时间紧迫，此志没有全面反映罗公的丰功伟绩，尤其是对他重振湖湘理学的巨大贡献、在学术方面的卓越建树，没有述及。不过，刘蓉在二十三日祭礼上诵读的《祭罗忠节公文》是有反映的，略谓：“惟君崛起南服，独味道腴。希踪孔孟，绍迹程朱。斥姚江之伪学，证道妙于横渠。衍人极之精义，豁英览于皇舆。亦既抉其精而窥其奥，或手勒以成书。方将恢先儒之遗矩，踵前圣之宏谟。”

五月初五日，未能参与葬事的王錱致信杨昌濬，有云“先生墓志办就，甚好，望钞稿寄兄一读。行状亦宜近日成之，早使天下士人知我先生之学有本原，而奋兴以共扶斯道也。稿成亦祈寄兄细读之。兄与心牧竟不得会先生之葬，自悲自痛”。此信提及的“墓志”，是否即刘蓉所撰权厝志，则不得而知。从王錱表述来看，或许杨昌濬另撰有墓志，亦未可知。

咸丰七年八月，在家守制的曾国藩往罗泽南、刘腾鸿家，慰问他们的家人并扫墓。应该是在此间，罗泽南家人请曾国藩撰罗公墓志。八年六月初三日，曾国藩接到往浙办理军务上谕。初六日，至王錱家，慰问其家人。在这天的日记中，他记下一些待办事项，其中有“罗忠节墓志”。初七日，启程赴浙。

咸丰九年二月，曾国藩致信李续宜，云“又拟作迪公墓表一首、温甫墓志一首，尚未动手。江忠烈神道碑、罗忠节墓志，久负夙诺，均须于春夏间偿之。”可见，曾国藩一直将撰写罗泽南墓志一事放在心上。但是，戎马倥偬，直到咸丰十年仍未写成。于是，罗泽南子罗兆作遂请郭嵩焘撰。此后，郭多次给刘蓉写信，请他撰写。

    由于刘蓉忙于准备入川事宜，直至咸丰十一年二、三月，才在赴川途经沙市、荆州时撰就，随后寄给罗兆作叔祖罗嘉穱。彼时，郭嵩焘正在编校《罗忠节公年谱》，准备编纂《罗山遗集》，罗嘉穱就将刘蓉所撰墓志寄给郭。三月下旬，郭收到墓志，不太满意，认为“编次岁月而已，无意于为文也”。此墓志未存于世，无法得识真面目。刘蓉之所以 “无意于为文”，一是骆秉章幕府事务繁忙，二是精神不佳。二月中旬，郭嵩焘读刘蓉来信，以“凄惋”二字形容。其原因，可从刘蓉致李续宜的信中窥见一二：

    “蓉比岁遭家多难，祸变频仍。一弟羸然，复不起疾。神伤意惨，不复有意于时。兹者峨眉之游，盖亦迫于朝命，聊为半岁之约，冀遂还山之谋。不意寄谕垂询，复及贱迹，亟以书抵咏公，丐其少垂矜察，赦此馀生。咏公不谅苦衷，乃复率尔陈奏。万一朝廷竟用其言，遂有进退维谷之势。祸福死生，亦何足计，独自念材力精神，俱不堪膺重寄，而孤孑一身，孀嫠满室，更无与搘拄门户之人，此所谓每顾而怆然意阻者也。”

咸丰五年，刘蓉二弟刘蕃牺牲于蒲圻之战。咸丰九年，父亲去世。咸丰十一年，大弟刘葵病卒。故而刘蓉自谓“孤孑一身，孀嫠满室”。

除了家门不幸外，还有一件事也使刘蓉郁闷。咸丰十年底，太平军入江西，刘蓉建议以援川之军援赣，先肃清江西，而后再入川。未被采纳，似乎还受到非议。十一年二月，正在入川途中的骆秉章根据清廷命令，分拨刘岳昭部援鄂。刘蓉对此很是忧虑。他致信胡林翼，说：“蜀中贼势蔓延，决非孤军所能剿办。前挟黄、刘两军以往，意尚虞其难了，今去其半则更难着手矣。”致李续宜信中也谈及此事：“陈逆乘虚上窜，鄂北几为震动。江西局势，岌岌可虞。此军自抵沙市，叠准官相咨留，旋复奏请分援江、鄂。窃揆东南大局，两湖、江西实为根本所系之地。必三省安固，而后可图进取之规。三省一或疏虞，即平蜀而得不偿失。此鄙人之私议，持之盖非一朝。亦尝默察事会，窃计此三省者将不免于近忧，故思且留籲公即骆秉章于湖南，而移此军于江西。谋之不成，遂有今日。昨接官相来咨，亟劝籲公如议办理。既定局矣，而军中随员多思入蜀者，佥以利害之说动籲公，计遂中变。蓉本只为半岁之约，不欲坚持其议，故且为分军之谋。然计鄂力尚足自固，惟江西糜烂，其祸且及湖南，则实事势之无可如何者。盖天时人事交相湊泊，以成乱局而速祸机，非人谋之所能及也。”

在这种情况下，要刘蓉重撰墓志显然是不合适的。随后，此事被交给了左宗植。九月，左宗植撰成《特赠巡抚布政使衔浙江宁绍台道忠节罗公墓志铭》。然而，《罗山遗集》刊行人成果道对此志不满意，遂要郭嵩焘重撰。

同治元年七月初三日，郭嵩焘日记载：“李宣伯以舜卿《夜谈追录》属序，皆记欧阳磵东论诗之言也，为撰一序归之。并为罗忠节墓铭。成静斋以左景乔所撰长至四千言，属予重撰。细阅景老原文，亦只序得忠节战功，不能得其全神。江忠烈、罗忠节、李忠武及杨、鲍诸公，同一战功，而规模气象各自不同，文家所辨在此。原文所叙虽多, 未为当也。”可见，郭嵩焘撰《罗忠节公墓志铭》即完成于此日，距罗泽南下葬已六年之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