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牛变耕牛，要挨多少鞭？

中国的股市显然被赋予了太多市场之外的责任，比如近期的吸收流动性，远期的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比如股市中以国有资产为主的上市公司要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要“满足人民群总日益增长的投资理财需要”，要满足这些需求，维持一个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牛市确实是必要的，这也是通常大家所理解的政府所希望的“慢牛格局”，因为慢牛才能当耕牛，才能负重这些市场之外的责任。所以与其说政府希望股市是慢牛，不如说希望股市是“耕牛”。

但是股市机制上的缺陷却使其发展难以满足这种良好愿望的期许，很容易陷入暴涨暴跌的循环。比如证监会缓慢的审批体制使其失去了供求机制的调节，突破了国际公认的市盈率定价又让其失去了价值规律的调节，相对单一的投资渠道以及封闭的市场空间使其失去了和其他投资品之间的比价参考，不健全的制度监督鼓励了上市公司的逆淘汰，市场中介的信用缺失放大了信息不对称和羊群效应。一个期望远离政策干预的成熟市场一定要要形成一个有效的反馈和制约机制，当所有的力量都指向同一个方面的时候，那就只能在越来越快的加速中走向毁灭，或者能够被外力所拯救。

如果政策不干预，股市也会进入拐点，比如当外部资金来源发生枯竭的时候，或者市场内的某一变量发生突变的时候，只是这是时间可能会延后或者充满不确定性。

中国股市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政府主导并被赋予了国家责任，所以政府就在市场中而不是在市场外。当市场自身没有形成一种有效的约束和制衡、个体理性形成了集体非理性的时候，政府由于在市场中的角色、所承担的无限责任，在必要时候的出手实际上发挥的是平衡作用。

但是如何出手，选择合适的时机、方式并不容易，特别是当市场力量指向同一方向的时候，政府的逆向调节成为和市场之间的对立博弈。长效机制当然还是建立一种市场的自我调节和制衡机制。

做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樊纲说“不能让股市的好日子太长”，这种大众媒体上的话语方式自然是一种中国式的幽默，本身就是要表达政府所要发挥的这种和市场的平衡作用。但股市牛背上越来越多的负重会让政府在出手之时有更多的掂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