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某中央媒体上又看到宿迁城管设置疏导摊点的报道，我不禁笑了。十年前，我曾慕名只身前往宿迁考察城市管理，并且接触了闻名已久的女子城管中队。一番暗访下来，我写了篇文章盛赞当地的城市管理工作，发表在《宿迁日报》《江苏法制报》。后来，我与宿迁市城管局领导有一些更深入的交流。前年，在参加某档法治电视节目时还曾偶遇宿迁女子城管大队的领导。

这么多年的接触，发现媒体关于宿迁城管的报道仍集中在疏导摊点和女子城管两个方面。宿迁作为一个苏北的中小城市，外来人口有限，多从民生考虑，多做一些“疏”的工作，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难度也小得多。相反，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吸引着越来越多外来人口，有限的城市空间与密集人口之间的矛盾，使得地方政府难以像宿迁城管那样尽可能多地设置疏导摊点。纵然媒体一再宣传，宿迁经验难以复制。

当然，城市空间就像女人的事业线，挤一挤总是有的。有限的城市空间，该怎么利用呢？我在某城市交通治理论坛讲过一个故事：占道经营的小贩被城管查处，他指着路边新划的停车位质问城管，说我占道，为什么这些车辆就能“合法”地停在路边？这是我在执法中的亲身经历，有的城管也遇到过这样的质问。

我想，原因有二。一是私家车越来越普及，车主作为中产者，比小贩拥有更多话语权。受机动车主“欺负”的，除了小贩还有骑行者。社会上普遍呼吁城管善待小贩，对小贩要“堵疏结合”，可真要把一些路边车位变成摊位，恐怕车主会比小贩让政府感受到更大的压力。二是地方政府要优先保证本地户籍市民的利益。在很多大城市，机动车主是本地人，小贩大多是外地人。即便设置疏导摊位，也只对本地市民开放。多年前广州某城管领导曾说，若不限制小贩，傻瓜都会来广州！话不好听，却是实情。

除了上述客观原因，还有一个城市管理理念的主观原因。很多城市主政者是在按照他们心目中理想城市的标准来管理城市，并强迫市民接受。他们的理想城市是无摊城市，是小商小贩都应当入室经营，甚至贩卖报刊也都应当由超市接管。主政者认为这是城市发展趋势，是先进理念，所以不时可以见到有的城市一夜之间没了报刊亭和早点摊。城管执法难，但落实领导指示往往最坚决果断。

写这篇文章时，一些城管正在热议一名无锡城管提出的建议。他建议参考共享单车的经验，由城管部门购入共享信息化三轮车，再由小贩租赁三轮车摆摊经营，城管部门可以利用软件和车辆内置GPS对小贩的经营行为进行规范和考核管理。点子不错，但是问题也很明显，城市空间能容纳多少辆这样的共享摊点三轮车？谁能有资格租赁这样的三轮车？大量未能租赁到三轮车的外来人口继续占道经营，会否形成冲击？

本质上，这种共享三轮车就是一个新的摊位，新建议只是赋予城管新的管理手段。以目前城管网格化管理模式和数字城管的先进程度，共享三轮车的建议只是为城管“发现”摊贩违法行为锦上添花，对最难的街头执法帮助不大。回顾历史，我惊讶地发现，城市管理的种种创新往往都是想尽技术、行政、法律等手段管控被管理者和基层执法者，却极少有对决策者的约束。

从“为城市管理人民”，到“为人民管理城市”，再到“公众参与城市管理”，市民决定如何管理自己的城市仍有很大创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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