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需要的不是“爹”

　　赵阳

　　最近，在北京召开的“城管年会”通过一份“北京共识”，呼吁尽快成立城管系统的中央主管部门，指导和规范全国城管工作。有城管系统人士将现有的城管体制描述为“有娘没爹”，城管的“北京共识”因此成了“寻爹启事”，希望找个“爹”来解决城管目前的体制、编制、经费、装备等一系列问题。

　　作为一名南京基层城管，这种“有娘没爹”的痛苦一直伴随着我。虽然也穿制服出去执法，但仍有种处处低人一等的感觉。南京的城管队伍目前尚不是公务员，而是事业编制，工资福利待遇也不高，甚至至今没有办理医保和养老保险。每每和朋友谈到这些，总能看到对面一张惊讶万分的脸，要么不相信，要么以为我是城管临时工。所以，当不知情的人羡慕我们城管是公务员、“吃皇粮”时，我现在都笑而不语。

　　更多的痛苦是城管的坏名声带来的，以至于我们在生活中一般都对自己的职业选择避而不谈。曾见过一名城管队员上电视征婚，巧妙地称自己的单位为“执法局”，绝口不提“城管”二字。我特能理解这点，因为城管的坏名声也曾让我的个人问题受过挫折。

　　“有娘无爹”，城管成了一个“怪胎”：一个身份不明、经费短缺、地位低下、人员混杂、缺少执法手段、借法执法的“执法”机构，甚至它的制服都不在国务院批准统一着装之列，公众质疑它的合法性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这一切不能成为彻底否定甚至妖魔化城管的理由。我接触过形形色色的小贩，不管你信不信，城管的暴力执法越来越少，而小贩也绝非都是弱势群体。没有哪个城管希望每天的工作内容都是吵架、冲突，但由于城管的坏名声和同情弱者的心理，人们总是更多地站在小贩一边。正是知晓人们的这种心理，部分摊贩并不惧城管，而城管在执法中却总担心“说不清”。

　　我曾经曝光过一本所谓的“城管执法秘笈”，其实小贩对付城管也有秘笈。在周围没有他人时，小贩对城管的贿赂、威胁、辱骂、撒泼、殴打，甚至当场撕毁要求整改的文书，无奇不有。有一次我接到举报去查处某处占道经营的小贩，小贩远远望见城管执法车开来，自己把货物撒了一地，脱了衣服躺在地上，制造了一个城管暴力执法的现场等我到来，我仿佛在参加崔永元主持的《谢天谢地你来了》节目……

　　与上述现象对应的，是一叠叠群众的举报单，是一级级政府的工作考核。查处小贩被质疑，查处不力被问责，我常常陷入这种两难境地，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现实的矛盾是：人们总是站在自身立场考虑问题，有着不同的需求。政府、公众与小贩何时也能有一个“北京共识”，让我们当城管的不再为难呢？

　　没有“爹”的日子，城管更加依靠“娘”。城管的“娘”，是生他、养他、管他的地方城市政府。城管的委屈在于，与公安、工商、税务等部门相比，少了一个在中央当官的“爹”（爹的级别低了还不行），少了“拼爹”的资本，处处不受人待见。作为“娘”的地方城市政府，在城管的编制、经费、装备等方面也没有按需投入，能省则省，与公安、工商、税务等强势执法部门区别对待，却将各部门繁杂棘手的工作不断集中移交到城管手中。城管先天不足、后天发育不良又承担重负，出现诸多问题毫不奇怪。

　　以我自身的感受，对城管的偏见，各级政府远甚于普通公众。城管队员只要坚持依法执法、文明执法，即便改变不了人们对整个城管队伍的看法，个人仍较容易获得群众理解。而某些政府的某些决策和做法，却明显失当。比如，对违章原本可以通过多次宣传教育，和风细雨地解决，但为应付政府考核，避免被问责，城管往往采取暴风骤雨的方式。多给一点时间，减少一点冲突，不好吗？此外，某些政府部门人员无视城管法规带头违法的现象也普遍存在，城管为政府背黑锅，损害了执法部门的尊严，这对城管是致命伤害。

　　我从事城管工作多年，轰动全国的沈阳小贩夏俊峰杀城管一案给我的触动很大。我常常想，虽然自己努力去当一名好城管，但假如有一天我也倒在岗位上，舆论会如何评价？会不会同样是冷嘲热讽、“全国人民”纷纷发来“贺电”？想到这里，心中一阵悲凉。我也常常想，城管是什么、管什么、怎么管？至今国内没有一个共识。当城管，见多了底层百姓的疾苦、社会的复杂，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善良、最通情达理的老百姓，我常被老百姓感动得热泪盈眶。我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城管事业，对这份工作十分熟悉，领导也总说城管参照公务员管理是大势所趋，体制一定会理顺，所以尽管这份工作带给我很多“痛苦”，我和许多城管的心中仍有一种期待。

　　理顺体制是否一定要成立城管系统的中央主管部门，给城管找个“爹”，尚存争议。而对此我并不看好。按照某位专家的说法，“目前存在的对于城管系统的批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少中央部门在媒体方面提供保护”，这仍是“拼爹”思维。解决城市管理问题应从地方立法和依法行政着手，地方分权与民主管理应成为共识，同为中国一部分的香港地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内地城市政府不妨学学。

　　（作者系南京玄武区城管执法大队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