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酒事

亦夫

    十几年前，由于工作关系，我认识了不少日本朋友。说是朋友，其实也就是偶然通通书信，或者对方来北京时一起喝顿酒而已。早年上大学时，曾听一位去日本做过访问学者的老教授讲，日本人大多好酒，且酒量惊人。不知何故，当时别的话都没记住，就这句印象非常深刻。但和日本人接触多了以后，我却怀疑起来：日本人确实好酒，许多人旅行途中，包里都会装着那种小纸盒包装的清酒，一有闲暇就掏出来喝上一盒；和他们聚餐，无论中午还是晚上，总是刚一上桌，菜还没点，就先要酒来喝……但好酒归好酒，对于他们酒量惊人一说，我却嗤之以鼻：淡而无味的清酒也能叫酒？即便喝些稍微有点度数的日本烧酒或洋酒，他们不是兑水就是加冰，或者搀着绿茶、饮料等以貌似豪饮。在酒桌上我多次想和日本人用中国白酒一决高下，结果他们总是浅尝辄止，从来没有人愿意尽兴一饮。我那时年轻张狂，以后碰见有人夸赞日本人酒量，就会不屑地说：“随随便便找个中国人出来，就能干倒他们一桌。”

    一个夏天的周末，相识多年的高岛作为团长，带领一个地方议会代表团访华。临回国的头天晚上，高岛约我和团里另外几位旧识一道吃饭。刚落座他就说：“明天一早的航班，晚上只喝啤酒，烈酒就免了。”我心想，怕喝多了丢人就直说，何必找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但嘴上却虚伪地应和道：“对对，意思意思就行。”不料高岛却附在我耳边悄声说：“这就是走个过场，等会儿你带我找个地方，我要一醉方休。”我惊讶万状，以为他是在说笑。但看了看他的表情，发现这个平日温文尔雅、慈眉善目的中年男人，今天却满脸积郁，一副落落寡欢的样子。

    饭后见高岛真的要外出和我再饮，我问他今天干吗想起来喝酒。高岛说：“你不是经常嫌我喝酒不尽兴嘛，今天我想喝了，你倒扭捏起来。”我说：“你能主动请缨上阵，我有什么好扭捏的？主要是想知道原因，然后再决定去哪里喝，喝什么酒。”高岛说：“咱们去唱歌吧，晚上不点别的，就喝中国白酒。”我听后倒乐了：“你这提议挺新鲜，中国人唱歌的时候，喝白酒的还真不多见。”

    那天晚上，我们去酒店附近一家KTV要了个小包间，就着瓜子和果盘开喝一瓶高度白酒。过去酒量遭我屡屡挖苦的高岛，那天晚上的喝法却令我刮目相看：除了偶然点一首日语歌独自轻唱，他频频斟酒，说声“干杯”，然后仰脖饮尽，随即再满上一杯。我见他连我的酒杯看都不看，便说：“也就我是个实在人，你这种喝法要是碰上别人，一瓶酒非让你干下去八两。”高岛竟说：“人想醉的时候却很难醉，八两也未必喝到尽兴。”随手抄起酒瓶再倒，一瓶白酒却已经见底。他招手喊来服务生，用生硬的汉语说：“这个，再来一个。”我看着这个陌生得让我几乎不认识的日本人，心里说：这家伙一定是摊上什么难事了。

    第二瓶酒还没有喝完，高岛就已经醉意朦胧了。他点了一首日本歌，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歌已经开始放了，他没唱却哭了起来。我说：“看看，还是有事吧？到底怎么了，说出来听听。”高岛坐下来，半天才自言自语地说：“我女儿明天就要出嫁了。”说完又伸手去抓酒瓶。我赶紧把他拦住了：“别再喝了，小心真的误了明天一早的航班。”他却像个小孩子一样可怜巴巴地说：“再喝一杯，你让我再喝一杯。”我不解地问：“怪事，你女儿要出嫁，你应该高兴啊。”高岛说：“高兴，我是高兴啊。”我忍不住笑了起来：“你不是说想喝醉很难吗？哈哈，还不到八两，你都醉成什么样子了。”等后来我送高岛回饭店的时候，他已经彻底醉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嘴里一直说个不停，却含混不清，其意莫解。

    第二天一早，我还在“浓睡不消残酒”之中时，接到了高岛从机场打来的电话。他说：“昨天晚上的事，谢谢你。”我开玩笑说：“不用谢，认输就行了。不过你酒量不像我过去所说的那样不堪，我原来以为你白酒敢喝半斤，就一定会阵亡了。”高岛说：“等你到东京，我们再喝。”我说：“你还不服？”高岛却说：“跟服不服没关系，只是为了表达谢意。”我当时想，这个嘴硬的日本人，昨天显了眼，是打算报一箭之仇。不过白酒你都没戏，日本那些寡淡如水的酒，怎么可能灌得醉我？

    次年夏天，我因为家人工作的关系，果然去东京长住。初到异地，免不了频频有朋友设局接风。日本人的酒局，不像中国人那样在所选酒家一喝到底，而是一晚上能换三四家，而且啤酒、清酒、烧酒、洋酒乱点一起，给我的感觉就是冗长而混乱。尽管日本人不劝酒也不拼酒，但这种本来让我不屑一顾的喝法，却有着温水煮青蛙的可怕杀伤力。那段时间，我几乎夜夜醉酒，以至于后来再有人约局，没去就先心怯了几分。所以当一个周末高岛打来电话时，我说：“不急不急，我要在东京呆很久，以后有的是时间。”高岛说：“在中国就约好的酒局，岂能再拖？”

    我几乎是抱着阵亡的决心去赴高岛之约的。因为上次的见识让我明白，白酒能对付个半斤八两的高岛，用日本式的喝法和我过招，我显然不占什么上风。不料我到了约定的地点，居然发现他所定的是一家中国料理店。高岛说：“你最近肯定日餐吃厌了，晚上咱们吃中餐，喝白酒。”我心中窃喜，握着高岛的手说：“知我者，非你莫属。”……然而，被我视为一场苦战的酒局，最终的结局却是不起一丝硝烟：高岛整晚上都在劝我慢点喝，一瓶白酒见底后，他更是断然让我改喝酸辣汤了。高岛说：“我听说你最近醉酒多次，这样太伤身了。”

    尽管酒没有喝高，但那天晚上我还是有了些醉意。这丝醉意不是因为酒精，而是因为高岛所讲的自己经历：他早年丧妻，因为要独自抚养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女儿，便一直未续弦再娶。女儿终于长大成人，要嫁做他人妇了。作为父亲，心里既有失落，又有安慰，既有高兴，又有担忧……高岛说：“我女儿毕竟腿有残疾，我担心别人不会像我这个父亲一样对她悉心照顾。现在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那天告别回家时，东京街头的霓虹灯刚刚亮起。我环顾四周，觉得这座异乡的都市既陌生又熟悉，既遥远又切近。想起和高岛在北京喝酒的那个晚上，我当时回家的感觉和此时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