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男性的真相

持有女性主义立场的文学批评从理论上很清楚自己要抗拒的是几千年的父权制文化，但往往不自觉地把“男性”当成它的载体而加以排斥、抗拒。可是，如果父权制文化是一面哈哈镜，那么，男性和女性都应该是它的被照之物，只不过面对女性时，它的功能是缩小；面对男性时，它的功能是放大。不管是放大还是缩小，都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男性和女性，女性因被缩小而沉默屈从，男性因被放大而扭曲变形。只有拆解掉父权专制文化强加在男性和女性身上的层层遮蔽，男性和女性才能真正认清自己和对方，才有沟通、对话的可能。杜鸿怀着深厚的人间悲悯情怀而让身为男性的自己立足于女性主义叙事立场但却并不至于此，实际上他是站在“人性”的高度关注由男女两性共同组成的人类社会，因为他的小说不仅解构了父权中心文化遮蔽之下的女性真相，而且还解构了它所制造的女性缺位下的男权膨胀、男性异化及其所带来的父权沦丧的“多米诺效应”。

第一节、 女性缺位下的男权膨胀

历史上，父系社会对女性个体和社会价值的种种规定性，自然是为了排除女性的威胁而完成自己的统治；但是女性本身又是无法被排除的，她的存在甚至是父系社会存在的前提。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绪论》中曾借用克里斯蒂娃的字眼说，父系社会的建立源于一场“性别之战”，而父系社会的体制乃是以控制、奴役、压抑女性为其内在的结构性特点，它的所有礼、法、价值伦理体系无不针对女性这个“性别之敌”而设置，从而将女性置于“父系统治秩序里一个最保险的角落”，父权与男权意志因而得到了过于充分的保障和无约束的释放以至于出现不可避免的“出位”。而这种“失度”的男性权力意志的膨胀，对男性个性心理的正常发展亦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

《尔雅书院》中的秋儒、宝爷和《黛瓦园》中的丁国强、刘城共同构成了不同历史时空之中相似相仿的男权符号，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视女性为“非人”的“物”，不仅将自身高高凌驾于其上并且将其玩弄于股掌之间。可悲的并不仅限于女性的被“物化”，也不仅仅止于我们伟大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之中的百禁不止的痼疾，而更表现在这些父权神话抑或男权意志中透映出的“失度”的男性中心权力膨胀与发酵。温文尔雅的秋老爷背后的粗鲁、骨子里粗俗的宝爷做作的文质彬彬与儒雅斯文的丁国强暗夜中的癫狂、作威作福的刘城的狂放不羁同样都是一种人性病态的再现，即女性缺位与“物化”导致的男权膨胀出位、男性真实自我的迷失。

另一个女性缺位的温床培育出来的的怪胎就是，《刁民李梦醒的家庭隐私》中的刁民——李梦醒。老实巴交的李可根含辛茹苦的短暂人生就是为了盼来一个儿子好为李家延续香火，而李梦醒的七个姐姐也都是为了完成父母的遗愿而不惜出卖自己纯洁的女儿之身来满足他的一次次合理甚或不合理的要求。“我们七姐妹，在李梦醒跟前，没有自己的，我们就是他，我们前生就欠他的……”“他将来要是有了大出息，我们七姐妹也多少跟着沾点光哩，至少可以对人说，这就是我们拉扯大的亲弟弟李梦醒。”七水儿的想法其实正是其他几个姊妹的想法，同时也代表了女性自我价值“异化”的那一类女性的想法，同时也正是这样的想法编织成培育了无数像李梦醒一样的男性“刁民”的温床。表面上看，李梦醒的“刁”是因为他如同那只在古老故事里被东郭先生伸出援手相救的狼一样知恩不感反而恩将仇报；然而，李梦醒的悲剧却不在于他自身的“刁”，而在于他的之所以成为“刁民”其实根本就是被他的父母亲以及七个姐姐亲手造成的而他自己却觉得这一切根本就是命运。如果我们只把这个故事看作一个知恩不报命运轮回的传统叙事，那的确有些曲解了创作主体的叙事意旨。李梦醒的七个姐姐以为姊妹们含辛茹苦就能不负父母遗愿拉扯大李家唯一的“续香火人”却亲手成就了弟弟的“刁”并且自身反受其害，这只是悲剧的一层；而李梦醒被他的姐姐们造就成“刁民”却反以为这是“好”、这是“命”， 这也只是悲剧的一层；然而更令人费解的是，这个典型的家庭悲剧故事中的所有人似乎都可以被认定“无罪”，那么真正的“罪人”是谁？又是谁犯下了这个错误该为此而承担责任呢？也许没人能够回答得上来。而这，才是悲剧的真正所在。

《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里的能够将生命的来路与去向皆了然于心的白痴也不例外。透明的生命首先带给白痴的就是肉体的枯萎，然而当他关闭心灵的眼睛和关注未来的目光而只开启欲望的双眼、浸泡于与他所拥有的100个貌美如花的娲娘的爱情与性欲的芳香之中的时候，，他神圣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古老民族中的皇帝。尽管是娲娘的话“让她儿子的心灵从透明的时间水池里爬了出来”，但是对“我之所缺，人之所有”的欲望的追逐、把女性视为财富与所有物的内心使他不仅凌驾于白虎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之上，而且更掌控着100个貌美如花的年轻女性的情欲与幸福。“你们崇拜我，奉我为王，是因为你们崇拜我身上无休息的缺陷，人的缺陷。因为我是缺陷的化身。我的一切意志，就是缺陷的意志。”白痴在他被活埋前的最后告别演说中，道出了其中的真谛——人的缺陷、人生的缺陷，就在于权欲的过度膨胀以及对物欲、情欲、色欲的无止息的追逐，在膨胀与追逐中逐渐迷失了自我的心灵从而使自己成为人生中无数欲望的牺牲与祭祀。

在父权与男性中心的文化历史框架中，女性的生活体验、思想感情从来都是被排斥、被歪曲的；然而，当我们从这个被排斥、被歪曲的角度去反观男性的时候，男性的生活体验、思想感情也会是扭曲而不真实的——男性自我、男权意志被过度强化而变形。为了颠覆这一传统，找回男性的真相与找回女性的真相具有同等重大的意义，“可以帮助使历史上主要为男性利益服务的文化价值系统具有人性和得到平衡，也就是说，它能够有利于带来文化的男女双性”因而有利于整个人类。

第二节、 女性缺位下的男性“异化”

当女性主义把对女性充分关注的目光毫不偏狭地投向男性的时候，就会注意到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当自我价值出现空白的时候，女性势必会全身心地依附于男性并把自身的全部价值投射在男性身上，而这必然会造成男性所应该承受和必须承受的生存压力、精神压力过度加大，从而导致男性生存现实的变轨甚至导致个性心理发展的变异。比如，《怀孕的男人》里发生了以怀胎为符号的女性化的警察杜红；《耶利哥的玫瑰》中由于诗黛的女性自我价值缺位与“异化”导致俞翰新陷入了男权内部的争斗与倾轧而被控入狱；《困兽》里的商业白领尹俊峰在两性地位的困惑以及爱情与事业的矛盾之中煎熬，并在意外事故中与自己的梦中情人一起走向生命的终结；《马小树的爱情》中的马小树从男权的非常回到平常的“不正常”。以上这些处于生存现实的极端化伦理情景之中的男性，其生活轨迹的变化以及心路历程的波动都具有极强的现实生存指涉性，即创作主体在进行男性真相的伦理叙事的时候，其叙事姿态是日常性和世俗性的并与时代文化语境和现实生存状态互相指涉，这样的伦理叙事烙印着每一个特定时代的道德伦理风貌和精神文化印记。

 这里值得我们展开分析的是，《一枪二弹》里的警官朱森和《幻想中的树》里保安团团副杜纸。

朱森参军入伍来到武警某连队的之前，还只是一个把成为养猪万元户然后再娶一个曾经相中的女孩子让她给自己“生上几个娃娃”天天在猪的叫声里过一种“美滋滋”的幸福生活当作自己人生目标的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乡村学生，然而朱森这一辈子再也无法实现他最初的理想。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一种进步，或者说是成长，因为我们都会简单地认为一个农村学生转变为拥有少尉军衔的派出所所长当然是值得欣慰的，可是武警中队里多年行刑的经历却让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再也无法平静，甚至内心世界也难以安宁。无论是每次行刑之前梦魇一般的幻境，还是走在午夜的大街无端被人劈下的一砖，其实反映了叙事主体在生命的最末稍处亦真亦幻灵动飘渺的心灵舞蹈——善与恶的微妙区分和定义。而这样的叙事意旨及伦理诉求，正来自于创作主体的走向人本主义的女性主义叙事立场和叙事姿态，关注女性和关注男性一样都是在关注“人”的生存与生活、关注“人性”。

在《幻想中的树》这部奇异的小说文本里，作家真实地再现了保安团团副杜纸在追逐男权峰值过程中，被惯用权术的韩大麻子和似乎无常的命运百般捉弄最终将自己先前愿意肝脑涂地报答的恩人肢解而自己也被枪毙的惨烈一生。对于权力的追逐，使得小说中的男性彼此倾轧而女性则成为男人们争权夺利的战争中的肉体炮弹，或者还可以说，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去关注每一个作为个体生命的“人”的时候，故事里面不论男性抑或女性，都不是真正的赢家。然而作家本人并未在小说中明白地表达自己以上的伦理诉求与道德意志，这种道德价值判断隐匿的先锋派试验性表达似乎显得有些冷漠或者说冷血，但的确给了我们一种更为“客观化”的深刻印象。

对女性主义立场矫枉过正式的过度强调，恰恰容易导致女性将自身至于男女不平等的延续状态，只有站在“人”与“人性”的高度上对男性和女性进行双向度的关照，才能让我们摘下传统文化意识形态传下的“有色眼镜”，更为客观化、理性化、人性化地去看待女性以及她的身边不可或缺的男性的生存与生活真相。文学如果离开对男性社会真相的剖析、对两性关系的探讨，信奉绝对的“女性主义”，就会导致短视和残缺。所以，女性主义必须充分注意到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互容，才能有效地解构父权中心思维对性别的二元论建构，寻求更符合女性主义政治的性别话语，在两性之间架起一座合理沟通的男女双性文化价值体系的桥梁。

第三节、 父权沦丧的“多米诺效应”

特权是一柄双刃剑，男性在享受它所带来的优越感的同时，也必然会遭遇女性由于权利及地位的不平衡、不平等或者自身价值的难以实现所导致的反对、抗争乃至颠覆，甚至还可能遭遇同样在森严的父权等级专制之下的男性同类的反戈一击。而这样的反对、抗争或者颠覆，必然会产生父权专制传统沦丧下的“多米诺效应”——使反抗中的男性和女性与被颠覆的神圣父权一同成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性别之战”的陪葬与祭祀。杜鸿的小说文本正是在揭露这种反对、抗争与颠覆中，嘲弄了严格划分等级同时以传统伦理观念的建制压抑、毁灭自由人性的父权体制的荒谬与可笑、冷酷与无情，瓦解了父权专制文化所创造的男性神话。

《春情萌动》里，一直缺乏母爱的朱小猪在青春期里被似是而非的爱情击中，在莫名的彷徨之中来自芦苇身上母亲般的关怀和成熟女性特有的女性魅力，诱发了朱小猪的恋母情结及其作为男人的原始欲望。纠缠于两种情感而不能自拔的朱小猪，选择了借用父亲的把柄消遣着父爱才有的宽厚与包容，他折磨自己的亲生父亲——芦苇的真正爱人以进行近乎疯狂的爱情复仇。作家杜鸿的主旨并非仅仅在于演绎一种“青春期与外界的综合症候”，他甚至还把笔尖延伸到了关于“人性”拷问的境界。小说一开始就以父亲为儿子移植器官的情节设置了一个隐喻。当儿子逐渐强壮父亲逐渐老去，关于“父”的一切将成为一个飘忽不定的影子而留存记忆，留给现世界的唯有儿子的不可一世，“父亲”这一字眼也将在隐喻中风光消逝无尽悲哀地变作儿子的历史。朱小猪与自己的亲生父亲因爱生仇的故事，处处浸透着父权在新旧更迭交替之中“人性”的侵占与被侵占的痛楚。而芦苇的丈夫老理，作为朱小猪父子之间爱情战争中的点缀，则处处透露着男性的悲哀、虚弱与无奈。

另外，还有在《黑痣》中为父报情仇、亵渎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的哈星。当复仇和粮食象毒药一般在哈星的幼小且过早成熟的心灵里被种下的时候，它们就开始不断地生根发芽、茁壮长大；然而，作为一个孩子，或者说作为一个正常“人”的“人性”，在哈星的心里已经不再有位置，或者至少是被挤占在少年心灵的角落之处。实际上，叙事主体为我们展示的，并非一个简单的复仇与所谓的“乱伦”的故事，而是作为个体的独立“人性”被父权传统挤占后的心灵废墟。

《请你入画》里的沉河，则是在另一种社会商业背景下的自我突围中左奔右突最终陷于沦丧并被无情毁灭的典型形象。作家杜鸿把“沉河”作为这一人物的名字，的确是富有深意的。我的理解是，这一人物沉溺于光影艺术与商业现实之河。他希望自己的梦幻剧组能够通过一些具有强烈冲击力的创意而成为“这个城市真正的精神空间”；但是，在现实中仅有对于光线的创意是远远不够的，对光与影有着惊人的独特理解与处理的沉河面对“帐上欠水”的窘迫状况却现出无奈与无能。他身上的艺术气质使他拒绝了被他吸引的“有着一幅绝妙的身体和长相”的美女主持杜拉斯却又被“来自传统，却又早已走出了传统”的辣妹画家芭芭拉深深吸引或者说迷恋。应该说，他利用了“容易满足”的杜拉斯色相与感情使其投怀送抱于某老板从为自己的新项目筹措经费，同时自己也被借艺术之名反抗男权专制社会的芭芭拉利用为作画的材料以嘲弄这个“艺术无能”的社会的“道德无能”。小说文本中的男男女女都是挣扎与现实商业背景上的个人，创作主体将自身的叙事意旨直接指向现实人群的商业化生存哲学。沉河这个颇具反讽意味的人物身上，投射了叙事者强烈的现实生存指涉意图——男性与女性在极端“欲望化”的现实商业图景中互相利用、彼此毁灭。小说结尾处作家杜鸿借身陷囹圄的芭芭拉之口流露出自己的道德价值理念与叙事伦理诉求，“身体是自由的，可是灵魂受到最大的限制……身体步入了最低位之后，心灵相反得到了最大的自由空间”。我想，这已经不单单是指涉某一个性别。女性主义叙事立场下对于“人本”个体的关注，对当下现实商业与物质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的逼近勘察，使得作家杜鸿始终把自己的男性作家身份放在“最后位”、“最低位”而坚持向作为个体的每一个作为“人”的男性和女性内心世界深处开掘。

存在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无论男性世界还是女性世界，都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因此，女性主义“只重视对第二性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对女性存在真相的研究实际上也关联着对男性存在真相的研究、对人类存在真相的研究。历史上和现实中对于女性意识的泯灭以及女性地位的贬抑，不仅过度膨胀了男性的权力，而且还过度放大了男性的压力；同时父权制对女性的压抑与压迫会在部分具有反抗意识的女性身上形成一股力图颠覆男权的反作用力，这股反作用力与父权专制社会内部森严的等级压力合并为一股合力，使得男性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性别之战”中与广大女性一样成为受害者。形象的理解为，当父权制的宏伟大厦轰然坍塌的时候，倒向的是在它下面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所有人。西蒙娜·波伏娃在其被誉为“女权主义的宝典”的著作《第二性》中用存在主义的观点对女性进行了生物学、心理学的考察,认为 “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另一部女权主义经典著作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此书中,米勒特从诸多方面对眼前的父权制社会进行了考察,并以大量不容辩驳的事实证明,在当今社会中,男性和女性无论是在心理气质还是社会角色或者社会地位上的差异,都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文化作用的结果。我们可以由此推导出以下论断：男人和女人，都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成的。所以，女性主义要解放的不仅仅是在历史和现实中长期居于“第二性”的女性，而应该是禁锢于父权专制与等级压制之下的所有人类及其自由人性。许多男性凭直觉和经验武断地反对女性解放，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男性的进一步解放与发展有待于女性同等程度的解放与发展。所以，无论男人还是女人，终极的人生理想都不是性别主宰的胜利，而是人类的合理生存和自由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地球上的任何一种“性别”的人尚处于不自由中，另一种“性别”的人同样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与自由。女性主义唤醒的不只是女性，更重要的是唤醒整个人类社会对平等的“人”以及自由“人性”的充分尊重。

第三章、极限叙事伦理

从艺术创作学的角度来看，小说文本呈现为何种特征风貌皆是作家的叙事立场、叙事意旨、文化选择和道德价值判断等叙事伦理质素和相应诗学诉求“综合”作用的结果，小说文本中的伦理叙事样态是作家叙事伦理的能动反映。我接下来谈的问题，就是对上述论述的纵深延展，那就是杜鸿小说中的伦理叙事样态映现了作家怎样的叙事伦理理念，或者说作家杜鸿以怎样的叙事伦理建构了他的小说文本中关于那些极端的人类伦理的叙事风貌、成就了其作为男性作家的女性主义叙事立场。

第一节、伦理与叙事的互动式理解

通常意义上讲，伦理（Ethics）和道德（Morality）常常被视为近义词或同义词，但在伦理哲学领域，自康德在其后期伦理学著作《道德形而上学》将伦理和道德进行区分之后，伦理和道德从此被划分为具有不同内涵的两个概念。伦理被界定为自然意义上的诸多关系，而道德则是从诸多伦理关系上人为建立的具有普遍意义和内在约束性的信念规范。所以，在伦理哲学领域，伦理具有社会本体论的意义。在深层生成结构上，伦理关系体现为实然性和客观性的一切社会关系。从伦理哲学和叙事学角度考察，作家的文学文本就是诸种伦理关系以叙事话语形式进行的叙事呈现，源自作家主体的叙事行为是对诸种伦理关系以文本形式进行的艺术展现过程。这也意味着小说文本的叙事特征和文化精神分析应该建立在叙事了何样的伦理关系和如何叙事这种伦理关系的互动阐释中。本人在此正是希望通过对杜鸿小说文本中有关极限关系的叙事伦理的阐析，获得杜鸿小说的相对完整的文化精神镜像及其对女性主义批评的相关启示。

极限叙事，或者称之为极限伦理的叙事，在本文中是指作家杜鸿的小说文本中所描绘的人类的极限体验，或者说是表现了人与人之间非常态的、混乱的极限伦理关系的体验，在其小说文本中外化为对我们久已为常态的伦理架构、道德意识、价值观念的叛离或者超越。这种“不熟悉”的“陌生化”体验，对我们的视觉审美和精神审美都带来了强烈的“震惊”。它构成了相当的视觉和市场冲击力，同时也挑战了传统审美的阅读期待。

而叙事伦理，“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对于刘小枫所界定的“叙事伦理”概念，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对创作主体借助其文本叙事样态彰显道德伦理诉求或者建构自我道德伦理意识的分析阐释。

本文中“极限叙事伦理”的内涵并非将极限伦理的叙事与叙事伦理这二者简单地叠加或拼凑，而是进行了有机的整合。这就在根本意义上打破了小说叙事学研究中将“说什么”和“怎么说”截然分离的对立研究方法，将其统一在体现了作家主体性的叙事伦理层面进行互动式理解。

叙事伦理在“极限叙事”中建构和彰显自身，是对杜鸿小说中“怎样进行极限叙事”和“为什么如此叙事”的阐释与评价，而我们希望从中把握作家杜鸿的伦理诉求、道德意识、价值理念以及文化立场等叙事伦理质素及其相对完整的文化精神脉搏。

第二节、叛离与超越的叙事伦理

如上文所述，伦理是一个具有社会本体论意义的哲学概念。在伦理哲学领域，伦理关系在深层生成结构上体现为实然性和客观性的一切社会关系，它往往是在“未经选择的前提下被给予的”，因而具有“超越个体选择”的某种规定性。必须追问的是，既然伦理是未经个体选择且超越了个体选择而“被给予”个体的，那么个体的个人意志与利益将如何体现？或许可以回答，社会的意志与利益将代表个体的个人意志与利益。然而以个人生存状况与精神心理状况的差异性及繁复性，个体的个人意志与利益又如何能抹平其中的不一致与矛盾的地方而被纳入社会的意志与利益之轨道？个体无外乎两种抉择：一是主动地抹平那些不一致与矛盾的地方；一是被强制性地抹平。人本身就有一种不断超越的本性，要超越自身的日常经验而到达彼岸。所以，当客观的伦理现实与个体的自身超越无法协调同步时，个体的自主意志若不是被强制或非强制性地压抑着，就必定会成为伦理与道德传统的离经叛道。

杜鸿的小说文本及其所映现的作家的叙事伦理理念，就好像是这个离经叛道的魔鬼，他的思想触角总是会在我们不经意间碰触、渗透到每一个具有独立自由“人性”的个体对伦理传统的反叛与颠覆之中，将一般人不敢挖掘又隐藏很深的叛逆与悖反血淋淋地抖出来，用孤独和苦闷给人灌输着一种思想和理念的疼痛，倾诉着一种事实存在却不被我们注意过的愚昧、苦难，甚至是身旁掩藏不住的肮脏。这是一种毁灭美丽的方式，它控诉着现实的悲哀和注定无力的拯救，因而总让人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逼着人去作一些人性、伦理与道德层面的思考。“上苍连肉体都没赋予我一个完整的，我自然不需要它那块散发着臭味的所谓天伦。如果它在我面前，我会对它说，所有的天伦，所有的道德，所有的原则，对我而言，都是虚无。”《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里的这段文字，表面上反映了白痴对伦理的诅咒，实际上却隐含了作者具有人文意识的伦理相对主义或者说道德虚无主义叙事意旨。《刁民李梦醒的家庭隐私》则在进一步开掘“家庭悲剧”的角度上“对传统显示出非常尖锐的批判锋芒”，并流露出作家“善非善报”、 “善恶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的人声叹息。而《请你入画》是一部“观念小说”，在文本的符号与隐喻、现象与本质之间融入了叙述主体对自由之于“人”的心灵和肉体的相对、绝对关系的微妙感悟。在上、下“黛瓦园”错综迷离、荒谬绝伦的浮世相中，作家以写实主义的叙事理念真诚地言说着当下现实并以此建构了对“欲望化”现实处境的无声批判。

叛离意味着个体仅仅是背离了伦理传统的种种规约而走上了一条与传统相左的道路， 虽然对传统产生了一定的颠覆作用，但仍然不过是与其背道而驰而并未有所超越。只有对诸种实然性和客观性的一切社会伦理关系进行人性视角的关注、思考、重新考量与定位，才能超越出传统伦理给定的种种规约使其也具有“人性化”的色彩和意味，使个体的个人意志与利益得到相应的独特呈现。而在更深的层面，这样的超越也是在试图求取一种改变现存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力图建设能够符合人类健康发展时代要求的新型伦理规范与文化价值体系，或者如杜鸿本人所言致力于建构一种贯通古今中外新思想的精神内核的“新哲学”。在《一枪二弹》中，杜鸿把自己的思想压在一个“杀手”身上，文本中既看不到他疾恶如仇的宣言，也不存在心向冤者的悲悯，但他用“一枪二弹”的方式出卖了自己对传统道德理念的解构和对“善”、“恶”的区分和定义。而《春情萌动》则在一个与医学无关的纯粹隐喻中拷问着传统伦理中关于“人性”的架构，在“不透明的诱惑”之中引导着人们对“人性”的重新考量与定位。

在杜鸿小说文本中，有许多充满着无限意味的具象化象征符号，每一个符号在小说文本中制造了不可替代的“隐喻”效果，增强了小说的文本内质，拉紧了叙事语言与被讲述的故事、叙事的想象空间与叙事的本质内涵之间的内在张力，读者的阅读期待在熟悉的“陌生化”与不熟悉的“陌生化”之间形成一种极具冲击力的审美体验甚至是审美挑战，作家个人的主体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地体现与展示。比如，《一枪二弹》中朱森独创的“一枪二弹”。在杜鸿的笔下，这是朱森在死亡最末尾的位置制作的一种极其特殊的似乎比法律更精确的衡量善恶忠奸的尺度。在文本之内，我们看到的是朱森的“法则和秘密”；然而在文本之外，我们明白这其实是作家主体自身力图超越现有伦理传统、价值立场的“法则与秘密”。《春情萌动》里朱小猪“借”自父亲的那个“弟弟”。这个“隐喻”制造的问题似乎是现有的伦理传统所无法回答却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儿子的逐渐强大和父亲的逐渐老去暗示着父权的“沦丧”与新旧更迭，另一方面存在于儿子体内的来自于父亲的“弟弟”却在另一个意义上“继承”着传统的“父法”。《怀孕的男人》中警官杜红肚子里怀的那个“孩子”，这个和医学知识无关的纯粹文学隐喻符号似乎在向我们暗示着，在那场旷日持久的“性别之战”中，男性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非正常的“女性化”或者说是“异化”。而《黑痣》中和粮食保管员纠缠之中的秋官儿脸上被哈星在观念中有意识地添加上去的黑痣，其实已经成为其内心与“仇恨”、“耻辱”相互关联的隐喻象征。还有《请你入画》里芭芭拉以情人沉河与其捕获的狼为材料的那幅主题为“情人与狼的混合物”的画，等等。这些意味无穷的“隐喻”符号，是作家为规避宏大叙事的“启蒙”与“教化”而采取的诗学手法，并以此建立了一种伦理相对主义、价值虚无主义的批判性叙事理念，它们不仅建构而且彰显了作家主体对于现实生存中的伦理传统、道德传统、价值传统进行拒绝和超越的极限叙事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