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从叙事伦理到文化精神

杜鸿小说拒绝与超越传统的极限叙事伦理，具体而言体现为在以下三个叙事维度上的坚守：“人”的当下生存真相、日常经验与伦理相对主义。本文上述对于极限叙事与其叙事伦理的分析也分别印证了这样的叙事伦理理念。而以上叙事伦理特征的建立，不仅源自于作家本人具有“人性关怀”的女性主义叙事立场，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寓言了后现代社会以大众文化为主导的多元文化共存共生的文化格局中消解“宏大叙事”的深度模式、雅俗趋于合流的文化诗学精神。

从现代性具有启蒙精神的宏大叙事转换而来的消解深度精神，是后现代文化精神的主体模式，同时也是对注重深度诉求的现代性精神的巨大反叛。在杜鸿的一系列小说文本中，作家的叙事理念是当下生存性和日常经验性的。在极限伦理的叙事中，作家将极限伦理本身还原到当下伦理道德价值判断多元化的文化现实中，小说中的极限叙事体现着非精神化和非神圣化的日常性和世俗性的一面，这表明作家已然将“人”的当下生存和日常经验作为小说创作的重要叙事向度，鲜明的体现着作家个人化的当下生存性和日常经验性表述。这样的叙事伦理特征还从小说诗学方面凸现出来，具体表现在叙事时空设置上强化空间、淡化时间甚至将其消弭的叙事结构样态；同时韦恩·布斯强调的“显示大于讲述”的叙事话语样态也在杜鸿的一系列小说文本中得到了印证，这在一个层面上可以理解为是作家在直面当下生存与日常经验的叙事伦理上放弃了意识形态性和宏大能指叙事理念。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站在平民主义的文化立场上，放下了精英主义的启蒙者权威身份和启蒙式叙事姿态，在一种直面当下生存与日常经验的叙事中进行了具有后现代“人文关怀”的女性主义精英文化与大众平民文化有效对话的尝试。90年代以来的小说普遍宣布着“主体已经死亡”，无主体的场景化叙事空前强化，从而以“故事中心论”或者无中心的物象主义叙事模式消解了传统现实主义“人物”中心论叙事模式，更意味着作家精英主义“启蒙”叙事姿态的消弭，作家有意识地规避了深度模式而不再以俯视视角作为小说叙事的主导性叙事姿态。杜鸿小说中表现出的关注“人”的当下生存和日常经验的“现场叙事”趋向，是作家本人对于多元文化时代生存本相的“在场式”目击和叙说，即便是在一些貌似回溯历史的叙事中最终依然是以将当下生存拼贴进虚拟历史时空的手法抵达了当下生存状态的真实。这实际上是对以“政治伦理”和“精英伦理”为主导建构的宏大叙事模式本质意义上的颠覆和悖离。杜鸿的小说文本正是在以“拼贴”的形式重构着文本之外的男性和女性的当下现实生存图景，并实践了消弭时空二元对立的深度模式，共鸣了时间空间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诗学特征，呼应了走向人本主义的女性主义文学发展趋势。

在叙事学意义上，雅俗趋于合流的文化精神，也是消解深度模式的一种叙事表征。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一文中谈到后现代主义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一些主要边界或者分野的消失，最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高雅文化和所谓的大众或通俗文化之间的区别的消弭”。［］在杜鸿的小说文本中，作家以其伦理相对主义的叙事理念将伦理传统、价值选择、文学诗学传统不断颠覆和反复消解，同时建构了自身消弭雅俗界限的世俗性通俗美学品格。通俗美学是一种与众为善的美学，它与作家自身的“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对话的叙事文化立场相连，在注重“人”的当下生存与日常经验的叙事中现实着对于现代性“崇高”美学风格的悖离。伦理相对主义，主要是指小说文本中蕴含的传统伦理价值判断解构化的叙事倾向。在杜鸿的小说实践层面，具体表现为作家反叛性、颠覆性和超越性的叙事姿态和文化立场选择，这种叙事姿态和文化立场的建立不仅意味着对于文学传统叙事范式的颠覆和消解，同时还包含着作家通过其极限伦理叙事颠覆着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包蕴的伦理道德观念、世界认知理念、历史哲学观念和传统价值载体，体现了作家对文学现实性表述和真实性表述的尊重。在传统伦理价值体系已然崩溃、新的伦理价值体系正在形成的人性动荡迷失伦理价值传统变迁迷茫的时代，彰显着作家杜鸿个人化的、极具“人本”精神的女性主义叙事立场和文化意义选择。从创作主体的叙事行为角度分析，伦理相对主义叙事伦理表现为作家伦理价值判断“声音”的表象化缺席和知识分子批判性精英叙事立场的悄然转换。在杜鸿的小说文本中，作家的批判声音和批判立场并没有实质性的消失和缺席，只不过作家开始转换到平民主义叙事立场进行发言，体现了创作主体目击现实和言说现实的真诚艺术态度和“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现实性批判精神。

布迪厄曾经认为，“每一种体裁都趋向于分为两个市场：一个探索的领域和一个商业的领域。应该避免在这两个市场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限，这两个市场是两极，在同一空间的对立关系中并通过这种关系被确立。”［］可以说，杜鸿的小说创作实践最大限度地消弭了小说体裁“艺术探索”和“商业价值”之间的“明确界限”。从小说艺术发展的角度看，极具“故事性”的小说文体形式被作家所强调，“能否讲一个好故事”这个本属于俗文学衡量标准的价值参数指标，在作家杜鸿这里成为重要的小说考察维度，文学的商业性的一面被其强调出来并与艺术性一起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重要标准。“故事性”的强调意味着文学向通俗性靠拢，所以，杜鸿的小说文本也印证着雅俗文学合流这一90年代以来文学重要文化精神特质。

并非结语的结语

本论文的主旨，就论题而言，应当是对作家杜鸿小说文本中女性主义叙事立场以及其中显现的有关性别问题展开重点分析与阐释。然而，性别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而深刻的，决非一目能够了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性别对文学并不构成直接的和必然的关系，它是文学作品的一种非结构因素，并不直接构成文学的结构要素如人物情节、环境、语言等。性别与文学的关系通过有性别的作者功能这个媒介来实现。……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不同的性别内涵，对于有性别的男读者与女读者来说，其意义并不是一种现成的自明的性别姿态，而是潜藏在文本之中，是一个有待发现和分析、阐释、显现的过程。”所以，归根结底，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不可能仅仅只关乎作者、批评者或作品主人公的性别、性别观念及性别立场，而是取决于作品本身丰富深厚的生活内涵能否在尽可能高的程度上得到完美的艺术表现。因此，本文不仅对杜鸿小说中隐含于极限叙事伦理表象之下的走向人本主义的女性主义叙事立场进行了大量的文本解读，而且还对其中蕴含的后现代文化精神——消解深度模式与伦理相对主义理念展开了适当的分析与阐释，并希望它能够成为在文学批评研究实践活动中将小说主题学意义上的伦理叙事与创作主体意义层面的叙事伦理进行整合并展开互动式解读的一个有效的文本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