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殷恕忠：杜鸿小说创作论（一）
(2019-07-02 15:5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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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鸿小说创作评论 |
分类： 文学评论 |
杜鸿小说创作论
二一九年七月
DU Hong-Fiction Analysis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Yichang, 443002, P.R.China
April, 2019
本文分三章，分别对杜鸿小说的文本思想、文本形式进行阐释，并将其置于现当代文学潮流的流变中进行考察。
第一章论述杜鸿小说在思想上的悖论。他善于运用梦境、魔幻等手法打破现实主义文学所不能逾越的理性屏障，借此表现出人性的善与恶，以及自己偏于传统、保守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在人性的倾轧与畸变过程中，以先锋自命的杜鸿表现出浓厚的传统意识，其凸显人性的文本中也显露出隐藏的历史观念。
第二章论述的是杜鸿小说的艺术手法。作为60年代生人，杜鸿刚好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关注文学并尝试进入文学创作领域，因此那个时代先后涌现的文学潮流如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等对他的文学创作风格影响甚大。杜鸿小说的实验性和技巧的先锋性，上接先锋文学的影响，在技巧上比寻根文学走得更远。他的小说也得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写实传统的现实主义以及偏向叛逆的现代主义。他的小说善于运用时间、空间双向度倒置的手法，产生强烈的对比效果：借用先锋文学的技巧，使创作的主体精神及其文化旨归得到 “复苏”。他通过文学话语与故事情节的奇妙组合，营造出小说的“荒诞感”和“恐怖感”，进而在文体、风格、技巧上留下了一系列震悚人心的人物形象和具有生命力的故事情境。很显然，这是杜鸿小说创作的现代意识与其所依托的传统文化的融合，是其创作在借鉴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中国当代文学潮流的基础上，超越现实主义创作单一文学视点的结果。
第三章论述杜鸿的小说创作见证了先锋文学在新世纪的流变，而他的小说风格特色也刚好契合了先锋文学综合化的趋势。从概念上看，先锋小说与通俗小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先锋叙事的最大功绩就是瓦解传统，消解体制，其最大的魅力在于它的非主流性和反抗性，这与强调读者市场的通俗文学在本质上是格格不入的。而杜鸿一方面被视作先锋文学的余绪，一方面却又混迹在网络等通俗文学市场。人们如果将杜鸿的小说创作纳入到当代文学的历史流变之中进行考量，不难发现杜鸿小说的价值所在。杜鸿处身于先锋文学综合化的潮流之中，在保持个人创作特色的基础上，若能在文学综合化道路上走得再远一些，他完全有可能在新的文学潮流中找到属于他自己的位置。
关键词：双向倒置
Abstract
This paper has there parts which interpret the natural thinking of DU Hong’s creation and put his thinking into the trend of the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an inspection.
In the first part, we describe the
paradox aspect of DU Hong’s novel in terms of ideology. He was good
at using dreams, magical writing method to break the rational
barriers that realism literary can not transcend and to demonstrate
the good and evil of human nature and his conservative social and
cultural values. In the distortion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process
of friction, DU Hong, a self-proclaimed pioneer, performed a strong
traditional
consciousness
The second part deals with approaches in writing in DU Hong’s novel. As a person born in 1960’s, DU Hong concerned about literature and tried to enter the field of literary creation in the 1980's. Thus trends of literature emerged in that era such as the vanguard literary, root-searching literature had a strong impact upon his style of creation.
Influenced by the vanguard literary, experimental and skills of the vanguard of DU Hong’s novel is more professional than root-searching literature. His novels have also been able to form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realism and the modernism using in the recoding traditional story. His articles are good at using time and space inversion degrees two-way approach, resulting in strong contrast effect. DU Hong’s novel with the skills of vanguard of literary enables the nature spirit of objective recovery. His works, by using words and stories create a sense of ridiculous and horror, and left us a series of impressive characters and the story.
Obviously, this is a combination of modern ideology and underly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n his creation, thus results of employing root-searching literary and vanguard literary.
The third part of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ransform of vanguard literary expressed in DU Hong’s creation. Correspondingly, his style is in line with the trend of vanguard literary.
In term of the name of Vanguard literary and Popular Novels, they seem to be contradictory. Vanguard trend aims to break the shell of tradition. Its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is radicalism which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reader-oriented popular literature. However, DU Hong’s creation on one hand be regarded as vanguard literary, on the other hand be known as Popular Novels. Putting his works in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y will shed some light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 of his creation.
In the end we provide some suggestion for DU Hong’s creation, such as holding his own style and to be more comprehensive. In that way, DU Hong’s creation will find a position in the new age of literature.
Key words: Inverted
two-way
目
引言 …………………………………………………………………………1
第一章 杜鸿小说的思想悖论
第一节 “善”的灰暗和“恶”的张扬
第二节 人性的倾轧与畸变
第三节 先锋的笔法与传统的意识
第四节 “人性”背后隐藏的历史观念
第二章 杜鸿小说的文本形式
第一节 双向度时空倒置的写作手法
第二节 后现代的创作技巧 …………………………………………19
第三章 杜鸿小说的时代意义 ……………………………………………22
第一节 见证先锋文学的转型 ………………………………………22
第二节 折射先锋文学的“综合化”趋势 …………………………25
第三节 延续先锋文学余绪的创作实绩 ……………………………28
参考文献
后记
附录
引 言
杜鸿是从湖北宜昌走出来的青年作家。作为21世纪“新生代”作家之一，杜鸿于1998年开始从散文创作转入到小说创作，并以惊人的能量连续创作出长篇小说《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黛瓦园》、《石牌保卫战》、《琵琶弦上说》以及《杜鸿中篇小说精选》等一系列小说作品。
从文本风格与创作技巧上看，杜鸿的小说创作可以视为中国先锋文学潮流的余绪。杜鸿的小说创作表现出种种悖论，他自称其文学创作不关注社会问题，更多的是凸显人性，但是文本中却不时显露出隐藏的社会、历史、文化观念。杜鸿以叛逆、前卫、非主流的先锋文学自命，却一方面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皈依，另一方面又与通俗文学阵地合流。这些悖论的存在，证明了先锋文学在当代的一种流变方式，成为本文切入杜鸿小说创作与文心的角度。
本文试图通过讨论杜鸿小说的文本特色以及其对先锋文学的扬弃，进而分析杜鸿小说风格的形成原因，以及其在当代小说界的位置。本文还试图以杜鸿的小说为样本，从其与20世纪80年代先后涌现的文学潮流的异同，来探讨新世纪小说潮流的走向，简要论述先锋文学“综合化”的必然趋势。
从开始进行小说创作至今，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杜鸿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创作实绩，并逐渐得到文艺评论界的关注。但是，目前对杜鸿小说创作的评论主要以网络文学评论者为主，而有一定影响力的知名文艺评论家对其的评论多是只言片语，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评论话语。
另一方面，先锋文学的兴衰与流变，已得到了国内外中国文学评论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并且形成了众多有影响力的观点和权威言论。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杜鸿的创作当然不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但是，作为当代中国文学潮流中的一脉细流，将杜鸿的小说创作置入文学的洪流之中进行考察，我们不仅能探析到杜鸿小说创作的价值所在，也能藉杜鸿小说的文本特色窥见到时代文学的一些特点，进而摸索到其必然的走向。
第一章
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新写实小说潮流，描写各类小人物的生存困境，表现人顽强的生命欲望和本能冲动，以最基本的生命欲望的满足来阐述生存的意义，从而消解政治和文化的意义。新写实小说着力描写凡俗人生、庸常之辈，罗列琐碎的日常生活片段和细屑的感性经验，以此阐述生存的根本价值所在，表现人的顽强的生命欲望和本能冲动。
杜鸿多次公开表示，他的文学创作不关注社会问题，而更多的是凸显人性。这多少有点“新写实”小说的影子。杜鸿的自评不论准确与否，至少已经得到了文艺评论界部分人士的认可。谭家尧在《人性与物性的复归———读杜鸿的短篇小说〈怎样杀人〉》中就认为：“关注真的人性循环、轮回与始末是杜鸿连续几篇小说的核心，从《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开始，到《怎样杀人》，他都在诠释人性。‘我’是活体，是驶向生死两极、游离于这个“世界”与那个“世界”的肉体给涂上灵魂的东西。”
确实，从作品来看，杜鸿有意虚化了历史和社会背景，而重点突出了“人”的因素，着重于对人性的开发、挖掘。但是，杜鸿眼中的“人”、笔下的“人性”，表现出来的究竟是什么模样？他的小说创作真的能完全忘记社会和历史的存在吗？他的小说将被如何界定呢？
第一节 “善”的灰暗和“恶”的张扬
杜鸿的“人性论”并不新奇。1985年第四期的《文学评论》开始推出“我的文学观”专栏，深入探讨文学本体论的问题。其中，人本主义的文学本体论取得了相当大的影响。该论点深化了“文学是人学”的思想，理论特征以“作为主体的人为研究对象”来阐述文学的本源和根本属性。一定程度上，杜鸿的“人性论”其实就是人本主义文学本体论的另外一种说法而已。
从字义上解释，人性就是人的本性，是人们为了生存而占有空间以及食物等的行为与思想。从人类社会产生开始，人性这个词就被赋予了种种涵义。从评判角度上看，人性有善、有恶。如孟子有曰“人性本善”，而荀子有曰“人性本恶”。其实，从个人自身角度上看，人性其实并无善恶可言，因为个人得以生存并不是因为善，而其死亡也并非因为恶。而按当代中国人的标准而言，符合中国人民大多数利益的行为规范，就可成为“有人性”，或者为“善”。否则反之。
而在西方，对人性也有系统性的解释。如西方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其“人类需求五层次理论”中认为，人类有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等5个方面的需求。在马斯洛看来，这5个方面的需求又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沿生物谱系上升方向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称为低级需要和生理需要。一类是随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要，称为高级需要。人们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而最迫切的需要就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人们面对最迫切的需求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和思想，就是人性最真实的外显。
那么，在低级的生理、安全需求面前，杜鸿小说中的人物表现出了怎样的人性善恶观念呢？让我们进入杜鸿的小说文本一探究竟。
杜鸿的中篇小说《一枪二弹》取材另类，人物所处环境特别，故事情节特别。作者将自己的思想压在了一个杀手的身上。“杀人”是“我”的职业，是“我”赖以谋生的手段。这个“杀手”朱森最初只是个普通人，他的梦想无非是养猪致富，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万元户：“从而成为一个人人羡慕的养猪专业户。然后再娶回我春情萌动时相上的那个女孩子，然后让她给我生上几个娃娃，然后我们天天在猪的叫声里过日子，过一种美滋滋的日子。”有着这样的梦想，“我”即使参军入伍也不忘记怀揣一本《怎样养猪》。然而命运开了个小小的玩笑，“我”因为表现出色，鬼使神差地成了武警部队一个对死刑犯行刑的杀手。渴望养猪者成为了“杀人者”。而“我”在杀场之上，开始用一枪一弹和一枪两弹的方式划分出属于他的“善恶”评价标准。最后，朱森在杀掉103个死刑犯后，以失忆的方式宣告了对自己“善恶”评价标准的解构。
对“善恶”的评判只能通过残酷的“死刑”来表现，这算得上是一种新的视角。或者，该小说在这里结束应该更好。但是，杜鸿在文章结尾处还是添加了一段文字。这段文字给读者带来了一种感觉：杜鸿有些思想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作者有意通过朱森的日记留言，把整篇文章的主旨通透明白地表达出来。这，与这篇小说的整个格调有些不符，但是对于杜鸿来说却并非偶一为之。通观杜鸿的小说，几乎或多或少都在文章的末尾处有一段“点睛式”的文字存在。这种作法究竟是杜鸿在借鉴先锋文学笔法的同时有意识地背叛？还是其他因素作怪，导致杜鸿不自觉的画蛇添足呢？随着对其文本的深入解读，答案自然会浮现出来。
虽说《一枪两弹》中的“我”虽以“杀人”谋生，但毕竟还算衣食无忧。那么，对于那些在生与死的边缘徘徊，面临生存绝境的人来说，杜鸿又如何确定他们的人性“善与恶”呢？杜鸿的小说大量描写了因简单的生存需要而做出艰苦努力的各种人物。
《黑痣》是杜鸿自己甚为得意的一部作品，从文本的结构和语言上，也确实有自己的特色。这其实是一篇描写乱伦的小说：男主人公哈星为报复保管员王克格，费尽心机找到其女儿王祛玲，并与之发生关系。没有想到，王祛玲竟然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但是，因为作者在叙事语言和内容上的处理，使得该小说粗看起来讲的却是另外一个故事。从这篇小说对先锋文学的借鉴来看，这或许是作者有意耍的一个花枪，以此像先锋文学一样消解某些终极意义的存在。
在这部作品中，“善”在生存的需要面前是如此的微弱和灰暗，而以他人生存权利为要挟的“恶”却显得张扬霸道，这应该与小说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属于畸形年代畸形人性的体现。哈星一家因为成分问题来到了农村。他的母亲秋官儿原本是教师，对干农活丝毫不在行。为了养家糊口，她只能与粮食管理员偷欢，得到比较清闲的工作，获得更多的粮食。她出卖肉体养大了儿子，但是儿子似乎不能真正接受这种行为。他原谅了母亲，却将仇恨的种子种在了粮食管理员的身上。哈星的父亲同样为现实所迫，不得已与粮食管理员的女人也发生了不正当关系。父亲从此背上了道德的枷锁，一蹶不振，而女人后来却生下一女，这就是后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哈星的同父异母的妹妹王祛玲。在《黑痣》中，“恶”得张扬恣肆却并不丧心病狂，与之对应的是，“善”如此的微弱灰暗却也并不令人同情。作者通过主人公与三个女人的爱情纠葛消解了乱伦的悲剧气氛，而他对人性“善恶”的评价却不小心陷入到对历史的鞭笞之中，从而完成了对自己“忽视社会历史、关心人性”宣言的背离。
作为从文革阴影中走过来的作家，杜鸿对“人性恶”的挖掘也并不仅仅停留在文革年代。在他的笔下，一旦涉及到生死存亡的时刻，温情总是让位于残酷。如在《刁民李梦醒的家庭隐私》之中，“善”同样显得无奈和灰暗，“恶”却更加肆无忌惮、无所顾忌。李梦醒的父母、姐姐们为了他的成长呕心沥血，甚至不惜出卖肉体、献出生命，最后却养出了一个白眼狼。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李梦醒，以毫无魇止的索求，最终毁掉了几个家庭，也毁掉了自己。其他，无论是长篇《一个白痴统治的山庄》里的白痴母子，抑或是在杜鸿的其他中篇小说，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面前，平常代表“善”的所谓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等均显得不堪一击。相比起来，《困兽》显得有些另类。在死亡将临的紧要关头，男女主人公无力改变局面，只能通过疯狂的性爱来发泄感情、排解苦闷。与写人、写人性的先锋作家群相比，杜鸿小说中的“人性”没有模糊“善恶”之间的界线，善就是善、恶就是恶，善恶分明。他在借鉴先锋小说创作技巧和形式的同时，有意无意地不断背离先锋文学的思想内核。这究竟是他独特的创作个性所致，还是其他的因素使然呢？
在畸形的年代里，对“善”的追求略显灰暗、软弱而不堪一击，而且“善”的理想终不可获得；而“恶”虽然可恼可恨却总是活泼泼地透出新鲜的生命力，在异样的年代里放射出异样的光彩。杜鸿对这些生活在艰难时代的人物抱有隐约的同情心，他没有把其中任何一个人描述成十恶不赦的坏蛋，无论“善恶”都有其可爱之处。不过，一旦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要，直面更高层次的追求时，杜鸿却对笔下的人物显示出了毫不隐藏的厌恶甚至是憎恨。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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