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徐东在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乞讨》之后，然后在极短的时间内，精心设计了一个名叫《作家+行为+乞讨=作品》的文学行为艺术。并如期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进行。整个活动历时五个小时，当天途径活动场地数发万计的行为和百余名作家记者诗人乃至数十家媒体记者亲眼目睹了这个近乎真实场面的文学行动。随后，这个活动动引起了连锁式的新闻与文学反响。一大批媒体对这个行为进行了不同层面的反映。徐东在行为中提出的“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是乞讨者”被越来越多的文学人所接受。并且，据徐东说，这个行为的后续效应，将会超过这个活动本身，会在中国文坛像卷地毯似的发生作用。

    无疑，我通过网络，全程参与了这个活动。可是，于我而言，我对这个活动的文学效益，似乎没有多大兴趣，但是，有一个事实，我觉得是无可争议的，即徐东无疑是中国文学行为艺术的第一人。

或许有人会说我孤陋寡闻，或许有人拿出更多种种事件来搪塞我。包括徐东自己都说，洪峰事件之后，一个诗人问道，洪峰之后，下一个乞讨的人是谁呢？徐东说：没有想到，我竟然是第二个，而且，我的文学行为，不是为了证明文学已经死了，而是来证明文学应有更大的空间的可能性。我说，你不是第二，你应该是第一。为什么呢？因为作为文学的行为艺术，必须具备几个基本的元素:

    一是作为文学行为艺术，必须是事先预设的行为，是作者创作的作品和作者创作冲动使然，而不是生活的必须或生活动力促使的荒诞不经。就徐东与洪峰“乞讨”比较，徐东是事先预设的作品，是经过作者有意识的策划之后，依照创作原理进行的艺术。而洪峰则是生活困窘使然，虽然他的行为过程与结果，具有某种行为艺术的艺术冲击力，但是，作为洪峰而言，并不是把它当成一个行为作品，而是当成解决他的生存之道的一个事件而言的。他的行为的目的，是解决生活上的困难，而不是当事人的作品。当然，从社会学的角度，它或许是我们当下这个世道的“文学行为艺术”，但它不是当事人的。当事人只是这件作品的受害者，并非受益者。更不可能从中获得某种创作的乐趣或快感。他所拥用的，仅仅是事件性的苦闷。

    二是行为本身就是一个科学、系统、完整的活动，即使中途遭受诸多波折，作者都会为了创作目的，一步步努力去完成。比如谢德庆在完成他的打卡也好，绳子也好，还是笼子也好，都严格按照创意，从时间、地点、目的、过程中的细节、以及活动中的要求，一一作了明确设定，然后一一兑现。而文学事件则不一样，它会随着事情的发展变化而终止或改变或许是存在于当事人事先计划在心里的某种蓝图。比如，洪峰的乞讨，因为外界的干预很快结束。而且，事件牵涉到的相关话题，几乎全部是新闻与事实性的，事关文学的话题，成了某种隐喻或引伸。相反，徐东的乞讨，则完全具备文学行为艺术的内在特质。它从头到尾，都有条不紊，即使中途遇上了大雨，行为仍然以非常完整的环节得以完成。与此同时，它有见证，有摄影，有标志性的作品题目，还有大量观众，大家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个艺术作品。而洪峰则没有这些。当然包括富婆包养诗人，美女靠脱出名等等，都最多只能叫做文学事件，而不能叫做文学行为艺术。

   三是文学行为艺术的结果不是构成对社会层面意义的担当，而是对文学意义的担当，甚至是对文学意义的引发或震荡。比如洪峰事件，直接结果是对当下作家生存处境的责任问，而对文学本身的发问，尤其是新意的原创的发问，是缺位的。相反，徐东的乞讨行为，诱发了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是乞讨者的文学性哲学思考。同时，以文学的现代性，提问人性在人中间的真实处境，引发了文学作品内在诸多意义上的思考与共鸣。

   基于上述三个理由，因此我说：徐东就是中国文学行为艺术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