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的经济增长模型是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演变过来的。即：

Y＝A·F（K，L）。在这个函数中，技术水平A是处于函数的常数位置上，生产函数

用数学语言的解释是，在技术水平A确定的情况下，自变量资本K和劳动L的变动，

对产出水平Y的影响。

   这种表述，把资本和劳动看成是游离于技术水平之外的独立变量，而技术水平的

变化也与这两个变量没有关系。不仅如此，资本与劳动这两个生产要素，在新古典

生产函数和索洛增长模型中，还能以任意的比例互换，索洛模型用α和（1－α）表示

这两个要素的比例系数，它们可以是0—1中间的任何一个数值。在新古典经济学家

看来，经济增长是由K和L两个要素的增长以及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决定的，而技术

水平仅仅表现为两个主要生产要素影响的一个“剩余”。

   对于这种观点，笔者实在是不敢苟同。

   人类的生产活动，本质上是人类将自然资源转换为生存资料（我们今天习惯于把

它们称之为财富或者更带有正统学术味道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称谓）的过程。而

转换存在着一个效率的问题。决定这个转换效率的是什么呢？是技术。人类的劳动

支出，如果没有技术水平的因素，与黑猩猩的猎食活动也就没什么区别了，这种活

动就是增加的再多，也不会制造剩余。增加的产出会被增加的投入所抵消。同样的

道理，资本如果没有技术含量，就和原始的金矿没有区别，它只有转化为含有一定

技术水平的机器设备和工业建筑，才能创造财富。换句话说，资本和劳动不可能脱

离开技术而存在，它们是技术的载体，技术通过不断地积累而凝聚在资本和劳动之

中。技术的改变，必然带来资本形态和劳动素质的改变，即技术的变动不是孤立的，

它的变动是与资本和劳动的变动联系在一起的。

   在技术没有改进的情况下，也可以制造出更多的产出。即使如此，它也得益于以

往的技术进步，而且，这时的产出增加，只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并没有生产效率

的提升，这不是真正意义的经济进步，它很容易遭遇资源瓶颈和恶性竞争。

   真正的经济增长，应该是生产效率的提高，而这必须以技术创新为前提。如果仅

仅是资本和劳动的增加，我们得到的只是产品数量的增加。而产品质量的提升，功

能增强，和对更高层次需求的满足，都无法实现。只有技术创新才能使这一切得到

满足。人类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财富不断积累的历史，就是技术不断创新的历史，

术创新是所有经济发展的原生动力。而且，技术创新不仅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也

与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联系在一起。

   人类的需求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会提出

舒适性需求和享乐性需求，这些需求可以形成由低到高的许多等级和门类，高收阶

层还会追求奢侈性享受。新的需求就要有新的产品，新的产品要有新的产业，而这

一切，都离不开技术创新。

   按照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人类的经济发展，表现为直线式的，单纯数量的增

长，这中间没有产业的升级，没有消费的升级，也没有随结构转换而带来的波动。

这是对经济发展的一个极大的误解。

  与技术进步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制度创新。仅仅有技术，有生产要素，还不

足以形成有效率的生产，以何种方式将它们组织起来，直接关系到资源转换成财富

的效率。一个企业的成功与失败，一个国家的兴盛与衰亡，都与组织的效率有关。

   最初的组织创新，应该是分工。分工使专业化生产和生产技艺的提高成为可能，

即使是没有技术创新的前提下，单纯的专业化分工也可以使效率提高。更何况分工

还使技术创新更有可能发生。

   在分工的基础上形成的协作组织，可以说是组织创新的第二大发明。具有不同技

能和专长的人们在统一的组织指挥下，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协作行动，往往会产生

大于单独个人力量叠加的效果，产生合作效应。

   公司制，应该是组织创新的第三大创举。人类社会通过最近200年多年的发展积

累的财富，远远超过人类历史上所有时期的总和。这一方面应该归功于技术的加速

进步，另一方面还应归功于公司制度的产生。

   与市场经济同时发展起来的公司组织，一直随着市场状况的变化而进行着制度的

变迁。这种变迁大体沿着三个方向运行，一是产权制度转变；二是公司组织形式的

调整；三是企业管理制度的完善。产权制度的变革，从最初的家族制、合伙制，到

股份有限公司和公众公司制的转变，其核心标志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企业的

组织形式，从家族管理的金字塔型，到大公司的U型科层结构，再进一步发展为M型

的分权制结构。进入跨国公司时代，公司组织形式进一步演变，一些勇于创新的公

司开始剥离非核心资产，将资源集中于公司最具竞争力的部分，如核心部件的生产、

销售和研发。

   公司管理制度的转变与公司的产权制度和组织形式的演变联系在一起。其中最重

要的一个变化，是随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产生了一个专业化的管理阶层。现

代企业管理制度通常实行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管权三权分立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

形成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相互牵制的公司治理结构。这种公司治理

结构形成的企业“组织能力”，被企业史学家钱穆勒看成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在他

看来，公司制度创新的先行者会率先实现规模经济而在行业占据优势地位，使跟进

者很难与其竞争。

   制度创新的第四种形式恐怕要算是国家公共职能的发展了。尽管在这方面存在着

巨大的争议，但无可否认的是国家在大型公共工程、大规模转移支付以及通过中央

银行实行的货币利率政策和公开市场操作，对现实经济生活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政府究竟应该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多大的作用，如何使政府工作具有效率的同时又使

政府干预的弊端降到最低限度，这是人类社会共同的课题。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多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的历史传统，不同的文化背景，

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多样性。也决定了制度创新的广阔选择空间。不可能只有一种发

展模式。

   一般而言，制度创新是用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模式，取代原有制度模式的过程。

新的制度通过不同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和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实现更有效率的增长目

标。只要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制度创新，都应该受到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