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实行国际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疑问：既然国际贸易可以带

来如此多的好处，为什么至今很少有政府不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各国政府实行贸

易保护是出于无知和愚蠢还是出于利益的权衡呢？

  实际的考察告诉我们，实行国际分工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在带来效率的同时，也

会带来一系列成本的上升。

一，生产要素的转移成本：

  假定有Ａ、Ｂ两个国家，并且只有两个生产部门，生产大炮的部门和生产黄油的

部门。其中A国生产大炮有比较优势；B国生产黄油有比较优势。按照正统经济学的

观点，A国应该生产大炮，将黄油交给B国生产；而B国应该集中生产黄油，将大炮

交给A国生产。这意味着A国的牧民和牧场都要用来生产大炮；而B国的军工厂要用

来开辟成牧场，工程师和技术工人要去养奶牛。姑且不论这种转移是否可以实现，

就转移过程来说，也会出现效率损失和要素减值。

    比较利益学说建立的前提是国际分工引起的生产要素跨部门转移，不会引起劳

动生产率的降低，或者说不会引起比较优势的变化。可是A国的牧民去生产大炮效

率会高过B国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吗？B国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比A国的牧民挤牛奶

更在行吗？再进一步推论，如果A国的各种生产要素都用来生产大炮，意味原来用

于生产黄油的牧场都改成兵工厂，大量的牧民失去他们熟悉的工作，即使兵工厂可

以吸收他们重新就业，他们能否有效率地生产也是一个疑问。而牧民顺利再就业要

付出的安置费用、培训费用都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就牧场这一生产要素来说，强行

转移只会有两种可能，一是牧场被闲置，因为牧场通常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运输

成本高昂；二是被低效率地使用，比如用来堆放垃圾，盖一些很少被派上用场的厂

房。对于B国来说，也是如此。生产大炮的矿山和厂房要改为牧场，在到处都是钢

筋水泥的地方养牛，是否划得来还真是个问题。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改行去放牛和挤

牛奶，肯定不如他们生产大炮有效率。

   而且，任何一个行业受制于市场规模、产业规模和资源瓶颈，都不可能无限发展

。谁也无法否认，美国的芯片制造业和软件制造业具有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优势，

但总不能让所有的美国人都干这一行吧，一个微软，一个英特尔，已经占了各自产

品全世界总销量的80%以上，还有多少外部生产要素可进入的空间呢？

 

  二，国家安全成本：

   国际分工是在不同的主权国家之间进行的，涉及国计民生的产业完全交给别国去

生产，一旦两国交恶，或者别国有不良图谋时，是否会受制于他人？这是每一个国

家在进行国际贸易时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我们把由国际分工带来的安全风险折算

成一个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安全成本，如果这个成本足够高，就会限制一个国家参

与国际分工的程度。

   说得极端一点，生产大炮的A国会不会威胁B国，如果不按它提出的比例交换，

就让B国尝尝大炮的滋味?反过来说，B国会不会威胁A国，如果不满足它提出的要

求，就让A国去喝西北风?从正统经济学的自利原则出发，还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中国满清政府建立北洋水师，军舰全部购自英、德等西方国家，从比较利益的角

度来说，这样做十分合理，因为中国人自己造舰没有任何优势。用中国有优势的瓷

器、茶叶和丝绸去交换军舰，完全符合比较利益原则和要素禀赋优势原则。可是当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中国没有自己造船工业的弊端就暴露无遗了，军舰打掉一只

就少一只，再向英、德去购买时，军火商们开始漫天要价，本已财政拮据的满清政

府,此时更是捉襟见肘、一筹莫展。反观日本，情况完全不同。日本走自己造船的

道路，虽然不太符合国际分工原则，但甲午战事一开，其优势就显露出来，战争中

损失的船只可以迅速得到补给，打掉一只可以迅速建造一只。最后的结果是北洋水

师全军覆灭，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向日本赔偿2亿两库平银，外加“赎辽费”

3000万两。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可以总结出很多，但没有自己的造船工业无疑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两亿三千万两白银！这就是国际分工的安全成本，这个成本是

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消受不起的。有时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牺牲一部分效率也是

值得的。

三，调节机制缺失的成本：

  即使国际分工可以实现效率的提高，但如何分配效率提高带来的收益，以及维护

这种收益不受损害，对于两个平行的主权国家来说，其难度要远远大于在一个主权

国家内部发生贸易纠纷的情况。商品经济的维系条件是十分脆弱的，如果贸易当事

人的一方不遵守交易规则，提供伪劣产品，在产品品质上偷工减料，弄虚作假；或

者没有按期履行合同；或者提出交换比例上的不合理要求。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

发生这种情况，政府作为公权力的代表，可以充当仲裁者。政府的公权力凌驾于交

易当事人之上，具有强制力和权威性。如果是两个国家进行贸易，发生贸易摩擦，

各国政府难免会偏袒本国企业，在没有外部约束力的情况下，一方的违约或仅仅是

被认为违约，都会引起报复行为，导致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这相当于两个运动员

在球场上踢球，却没有裁判员，对于比赛规则各有各的解释和标准，这场游戏玩起

来难度要增加不少。如果一国的进口商拖欠另一国出口商的货款，跨国追索，成本

就比国内贸易要高得多。中国一家企业应诉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案，打了六年的官

司，虽然最后胜诉，但是时间成本、费用成本都是十分巨大的。

 

四，汇率成本：

   国内贸易用一种货币计量，不存在汇率问题，每一个贸易合同，交货价定下来

后，只要成本控制住，盈利就没有问题。但在国际贸易中就不同了。一份三个月交

货的贸易合同，按照当时的合同价，企业还有利润。可过三个月后，企业交货时可

能就没有利润，甚至亏损了，这是由于汇率发生了变化。因为各国流行不同的货币，

每种货币的交换比率又不是固定不变的，有时变化还非常剧烈。汇率的变化会直接

影响到参与国际贸易企业的收入。比如一家出口企业的订单为10万欧元，在签订合

同时，人民币对欧元的比率为10︰1，即10元人民币兑换一个欧元，企业按照这个

汇率有5%的利润，但到了交货期，人民币对欧元的比率变成了9.97︰1，相当于人

民币兑欧元升值了3%。这时企业用10万欧元换回的人民币就减少了3%，利润也就

从原来的5%下降为2%了。也就是说，国际贸易给参与企业带来的不仅仅是利润，

也有风险。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有那么多好处，但各国

政府还要经常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因。各国政府实际上在国际分工的收益和效率

损失之间权衡，如果收益大于成本，就采取保护措施，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那些

能给一国带来利益的领域实行对外贸易，而对一国能造成损害的领域采取贸易保护

主义。

   主流经济学只说国际贸易的好处，不谈它带来的成本风险，也就无法解释国际

贸易中出现的种种“反常”现象。

    在明确了国际分工的诸项成本之后，我们也可以对“列昂惕夫悖论”有一个新

的解释了。从直觉上看，美国应该是一个资本相对充裕的国家，按照生产要素禀赋

理论，美国应该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列昂惕夫运用投入

——产出法对美国1947年进出口商品进行分析，却发现美国实际上出口的是劳动密

集型产品，进口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这种有悖于直觉的现象被称之为“列昂惕夫

悖论”。如果我们了解了生产要素的转移成本，这个问题就不难解释了。美国是一

个有3亿人口的国家，如果全部转移到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成本非常之高，劳动

要素有可能被闲置或低效率使用。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带来的收益，不足以弥补生

产要素的转移成本，充分就业的压力使美国不得不保持较大比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美国资本充裕是个相对的概念，3亿人口则是一个绝对的数量，为了避免大量的失

业，美国只有通过提高劳动力创新素质的方式，增强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对外竞争

力。另外，要素禀赋优势理论，既没有考虑到资本和劳动力的技术含量，也没有把

技术水平作为生产要素，所以，它没有考虑到技术水平的高低对一国国际竞争力的

影响，而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恰恰可以体现美国科技力量的国际竞争力。这是我们

对“列昂惕夫悖论”的解释。

   任何政府都是在对外贸易的收益和由此带来的成本之间进行比较，有了这样一个

观察的角度，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些鼓吹自由贸易最厉害的国家，实行起保护贸

易来也毫不含糊。在这些表面的矛盾后面，隐藏的并不是“主义”的冲突，而是利

益的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