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布上的民族英雄  外币上的侵华强盗

安立志

鹅罗斯的货币叫卢布，鹅罗斯纸币的最大面额是5000卢布。许多 国家的货币上都有人像，这些人往往都是本国名声显赫的人物。鹅罗斯货币也不例外，何况还是最大面值的纸币。5000卢布上的头像是穆拉维约夫(1809-1881)。

沙鹅历史学者巴尔苏科夫在穆拉维约夫去世10年后对其作出评价：“穆拉维约夫是一位受过尼古拉一世时期严格训练的英勇军人、英明的行政长官和爱国志士；无论就其所建树的功勋或就其特有的纯鹅罗斯性格而言，他都是一位杰出的人物。”（《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一卷“原书序言”，商务印书馆，1973年。该书以下简称《伯爵》）序言说的很明白：“他的名字和亚历山大二世皇帝临朝初期下述极为重大的事件紧密地联在一起：把辽阔的阿穆尔（即黑龙江——笔者注）地区并入鹅国。”（同上）也就是说，穆氏是靠侵略中国的黑龙江流域起家的。

赞赏穆拉维约夫为“民族英雄”，当然是从侵略者——鹅国——的立场看问题。如果从被侵略者——中国——的立场看问题，穆氏无疑是一个狂热的扩张主义分子，是沙鹅侵略中国的急先锋。穆氏参加过侵略土耳其的战争，镇压过波兰人民起义，屠杀过高加索人民，深受沙皇赏识。1846年，年仅37岁的穆拉维约夫就是土拉省的省长了。翌年九月，沙皇外出巡视期间召见了穆拉维约夫。穆氏回忆说，沙皇任命他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并统辖东西伯利亚驻军”，“皇上临走的时候，补充了一句意义重大的话，‘至于鹅国的阿穆尔河，等将来再谈吧!’”（《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一卷，页180）穆氏心领神会，他懂得沙皇对他破格提拔的真正用意。从此，他就开始了策划并实施侵略黑龙江地区的罪恶活动。中鹅两国大量历史材料证明，这个被鹅罗斯称为民族英雄的穆拉维约夫，其实是一个对中国犯下累累罪行的侵略强盗。

涅维尔斯科依是具有沙鹅军职的海盗式的探险家。1849年，受穆拉维约夫的派遣，涅氏“毅然决定……前往这些在当时我国政府以及整个文明世界还认为属于中国的地方，……证明了一向认为不能通航的阿穆尔河河口及其河口湾完全可以通航，证明萨哈林不是岛，而是座岛屿。”（《鹅国海军军官在鹅国远东的功勋》，商务印书馆，1978年，页434）涅氏的回忆不打自招，当时的沙鹅官方对于黑龙江口和库页岛属于中国是十分清楚的。不过，穆氏得到情报却非常兴奋，当即上报沙皇：“谁要能占据阿穆尔河口，谁就能控制西伯利亚，……只要控制了阿穆尔河口，取得了该河的航行权，就能使人口较密、工农业繁荣的西伯利亚永远沦为控制该地的国家的藩属，为之纳贡。”（《伯爵》第二卷，页45）

1850年3月18日，清朝道光帝刚去世，年轻的咸丰帝甫登基，穆氏向沙皇上疏：“我认为，至少我们应该……在同中国交界处增兵防守，并进而占据阿穆尔。……阿穆尔河口当然不能由中国人派兵防守。倘若中国不愿理解这种真诚的愿望，……那么我方趁这条必要的航路对我们沒有永远封死之际，采用武力去开辟，当然沒有丝毫理亏之处。”（同上书，页54）1850年7月24日，涅维尔斯科依闯入黑龙江口，用双筒手枪威胁中国官员，公开扬言，“石山（外兴安岭）以下的黑龙江、全部滨海地区以及库页岛”都是鹅国的属地，“从现在起”，当地所有居民，“都已处于沙皇的庇护之下。”（《沙鹅侵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页83）8月13日，他又窜到黑龙江口，强行占领了中国城镇——庙街，建立了以沙皇名字命名的侵略据点——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并在中国国土上升起鹅国军旗。（同上书，页84）沙皇得知这一消息后，竟然狂妄地宣称，“鹅国国旗不论在哪里一旦升起，就不应再降下来。”（同上书，页88）

从一开始，穆拉维约夫就制订了武装侵略中国的方针。1851年4月27日，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我国对中国的对策是：为使鹅国亚洲部分对中国保持必要的影响，唯一的方法就是向我们懦弱的邻国炫耀武力，……”（《伯爵》第一卷，页298）如何解决沙鹅远东地区人口稀少，兵员不足的问题，会议作出了将涅尔琴斯克（即尼布楚）工厂的国有农奴编入哥萨克的决定。1853年11月29日，穆氏在给沙鹅官方的秘密报告中称，鹅国“要想保住西伯利亚，目前就必须确保和牢固地占领堪察加、库页岛、黑龙江口，掌握黑龙江的航行权，并且牢固地控制邻邦中国。现在，我们可以用近五年来东西伯利亚逐步培训出来的地方部队来实现这一切。……目前中国的内乱，正是开辟阿穆尔航线的大好时机，……”（《伯爵》第二卷，页103，105）1854年6月，穆氏第一次武装入侵黑龙江，亲率鹅国兵船83只，2000余人，自黑龙江上流入境，驶抵瑷珲城，他不听清朝官员劝阻，强行通过江面，驶往黑龙江下游。（《清史编年》第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248）随即将大多数鹅军部署在阔吞屯、庙街至克默尔湾（以上三地均在黑龙江口和下游附近——笔者注）一带，“占据村屯”，“砍木垫道，烧砖盖房，打铁练兵，沿江摆列铜炮”，实行军事占领。（同上书，页254）7月7日，穆拉维约夫发布军令，宣布在整个黑龙江左岸建立“黑龙江防线”，下设两个军区，分别属外贝加尔驻军司令和滨海省驻军司令管辖。（同上书，页466）1857年，穆氏建议沙鹅官方：“如果中国不同意我国提出的分界线，依然坚持认为阿穆尔是中国的，那么，我们必须以武力强迫他们承认我国的权利。……正因如此，我对军事行动已有所准备。”（《伯爵》第一卷，页505）远在欧洲的恩格斯洞若观火，他指出：“正当英法两国的海陆军向香港调集的时候，西伯利亚边防的哥萨克部队却缓慢地、然而继续不断地把自己的驻屯地由达乌尔山移向黑龙江岸，而鹅国海军陆战队则在满洲的良好的港湾周围设立堡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页233-234）当时的满清朝廷，已经为镇压太平军叛乱，左支右绌了。

1858年5月23日，穆拉维约夫再次闯进黑龙江，在瑷珲与奕山的谈判中，交替实行外交讹诈与军事威胁的两手策略，他欺骗奕山，“中英正在交战，英国很可能会公开露出他们占据阿穆尔河口和以南沿海地区的野心；只有我国根据所订条约声明以上地区系归我国领有时，才能遏止英国的侵犯。”（《伯爵》第一卷，页526）居然把侵略中国领土的行径描绘成帮助中国反对英国侵略的正义举措。奕山根据《尼布楚条约》进行反驳，要求穆氏“当及早将人众撤回”。双方辩论至再，未有结果。（《清史编年》第九卷，页530）穆氏歪曲历史，无理纠缠，非常蛮横，竟称：“坚持以旧约划定格尔必齐河以东和乌第河附近地区的边界（即尼布楚条约条款——笔者注），是徒劳无益的。”“根据中国近年来的各种行径，我国完全有权采取其他行动。”（同上书，页528）1858年5月26日，穆氏竟然身着将军服，带着随员和卫队，气势汹汹地来到瑷珲，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威胁奕山签约。奕山坚持《尼布楚条约》的划界规定，说明中国对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地区享有充分的主权。一、这些地方的居民一直向清政府纳税；中国在上述地区和两江沿岸设有哨所；三、乌苏里江到海一带，本是当今皇室的故土。穆氏胡搅蛮缠，无视事实，竟胡说：黑龙江以北地区和乌苏里江一带，“从来”没有中国哨所；当地居民“从来”没有向中国政府纳税；从17世纪末起鹅国对该地区就“拥有充分的权利”。奕山反驳说:“如果中国人为了同样的目的去尼布楚地区，鹅国政府是否允许他们渡过额尔古纳河去驱逐外夷？！”未等奕山说完，穆氏便勃然变色，大声叫嚷：“同中国人不能用和平方式进行谈判!”忿然而去。是夜，鹅船“火光明亮，枪炮声音不断”。（同上书，页533）在沙鹅枪炮的威吓之下，奕山终于屈服，接受了鹅方条件，但指出，乌苏里一带“系吉林地面”，他身为黑龙江官员，无权作出决定，要求删去“以乌苏里江为界”字样。穆氏知道奕山无权谈判乌苏里江划界问题，遂改为“由两国共管”。（同上书，页534）1858年5月28日，奕山与穆氏正式签订了《瑷珲条约》。

1858年6月2日，穆氏为庆祝《瑷珲条约》的签订，在海兰泡集会，宣布将该地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他兴奋地对部下说：“同事们!我祝贺你们，我们沒有白白努力，阿穆尔终于归鹅国所有了。”（《伯爵》第一卷，页530，531）1858年8月19日，沙皇外交大臣哥尔査科夫上奏沙皇，赞赏穆氏“为鹅国增添了幅员广大的领土”，吹捧亚历山大二世“在圣朝史册中写下了灿烂辉煌的新篇章”。（《清史编年》第九卷，页562）8月26日，为表彰穆氏侵略中国，扩大版图的功勋，沙皇颁布圣旨:“卿签订之条约使西伯利亚获阿穆尔通商新径，实为帝国未来工业发展之保证，诚乃鹅国可庆之事。……茲为表彰卿之功劳，……即日起封卿为鹅罗斯帝国伯爵，赐号阿穆尔斯基……”并破格晋升为步兵上将。（《伯爵》第一卷，页544，545）

穆拉维约夫与奕山签订了《瑷珲条约》后，仍不死心，决心把乌苏里江以东这块沿海地区置于掌握之中。1858年6月12日，穆氏乘船抵达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处的伯力，下令在乌苏里江东岸建筑炮台，架设要塞炮四门，并指定哥萨克军第13边防营在伯力屯守，“以加强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哥萨克防线”。（《清史编年》第九卷，页541）1860年1月13日，穆氏致信沙鹅少将伊格纳提耶夫，“关于占领满洲东海岸南部诸港一事，我已命令……海军少将卡扎凯维奇，候阿穆尔解冻之后，立即从尼古拉耶夫斯克（黑龙江入海口之庙街——笔者注）出发，率领所属全部军舰出海，把边防营的两个连，一个备有马匹的山炮营送到大彼得湾，于该湾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与诺夫哥罗德港两地设立哨所，驻兵防守。今年春季，将以同样方式实际占有满洲东海岸南部，直到朝鲜边境为止，……”（《伯爵》第二卷，页286）

毕竟中方签订《瑷珲条约》的只是地方官员，条约不具合法性；毕竟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即使在不合法的条约中也只是“中鹅共管”，并未归属鹅国。把这一不平等条约变成形式上合法的国际文献，使穆氏多年的侵略野心得以实现，才是沙鹅的最终意图。在沙鹅的怂恿与协助之下，英法联军攻占了北京，咸丰皇帝逃到承德。枪口之下，所有侵略者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1860年11月5日，负责谈判的恭亲王奕向皇上报告了各国占领者的要挟：“惟现在鹅夷之争，……种种要求，心殊叵测，且英、法两夷之来，实属该夷怂恿。倘或从中作祟，则鹅夷之事一日不了，即恐英夷之兵一日不退，深为可虑。”（《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7册，中华书局，1979年，页2541-2542）沙鹅“以英、法之换约，攘为己功，设或迁延不定，恐致另生枝节，……再与之理论，难保不勾结英法为患。……不得不委曲允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页246）。在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北京过程中，沙鹅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在清廷面前，它以“调停者”自居，是一个“伪善人”；在英法面前，它其实是“同盟军”，是一个“真帮凶”。沙鹅向英法联军提供北京、天津附近的城市地图、兵力部署、军事动态，与英法狼狈为奸，助纣为虐，目的是胁迫清廷签字，满足其侵略要求。1860年11月14日，奕同伊格纳提耶夫最终签订了《中鹅北京条约》。《北京条约》意味着把不合法的《瑷珲条约》合法化了，被迫把“中鹅共管”的国土划给了沙鹅；意味着由《尼布楚条约》划定的原属中国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被鹅国侵占；意味着原属中国内河的黑龙江、乌苏里江，却成了中鹅两国的界河。《北京条约》甚至为以后沙鹅侵略中国西北埋下了伏笔。1860年11月27日，穆拉维约夫致信沙鹅戈尔恰科夫公爵称，“天津条约与瑷珲条约业已得到确认，所有不足之处均得到补充，一切疑虑烟消云散，我国合法地占有了富饶的乌苏里地区及南部港口，……”（《伯爵》第二卷，页314）《中鹅北京条约》的签订，终于使这个侵略者成就了他作为鹅国“民族英雄”的不世功业。

马克思在伦敦严厉谴责沙鹅这种趁火打劫的强盗行径:“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鹅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页625）恩格斯则指出，在这次战争中，英法两国的目标，只“具有纯粹商业的性质”（同上书，页662），而沙鹅则是以侵吞它国领土为宗旨的，它“在这个时候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如果我们将当时所缔结的各项条约比较一下，就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件一目了然的事实：这次战争不是对英国和法国有利（英法两国虽然从抢劫和烧毁皇家花园——圆明园中捞了一些好处——笔者注），而是对鹅国有利。”（同上书，页662）其实，穆拉维约夫的侵略野心远不止此。1859年11月23日，穆拉维约夫给沙皇上条陈，“北京一旦被攻占，满淸王朝势必瓦解，满蒙便会脫离中国，……我们却可以控制邻近的满洲和蒙古，这样鹅国就可以在该地完全获得它所希望得到的一切，……我们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北京，这比防守漫长的边界，同受英法鼓励的满蒙对峙容易百倍，但我国最高当局一向不主张采取进攻行动，而现在已追悔莫及。”（《伯爵》第二卷，页281，283）穆氏的侵略野心，远比鲸吞我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辽阔国土贪婪的多。40年之后，沙鹅趁中国闹义和团之机，出兵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100年后的1969年，沙鹅的继承者SL，秘密策划对我国实施一场未遂的“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迫使当时的同胞纷纷“深挖洞，广积粮”，都与穆拉维约夫的侵略野心如出一辙。

（（俄方建造的穆拉维约夫雕像）

一国纸币上的人物头像，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标识与价值取向。穆拉维约夫的头像印在鹅罗斯最大面额的纸币上，实际上体现了更多的民族性与局限性。只有在鹅罗斯，只有鹅罗斯人，才会对这个人物如此推重与尊崇。这从鹅罗斯远东的一些城市，比如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伯力（哈巴罗夫斯克）、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处可见的穆拉维约夫的塑像或雕像，可以得到另外的佐证。穆拉维约夫此人，由于他的侵略与掠夺，鹅国扩大了的版图，鹅国人自然尊崇他为“民族英雄”；由于他的侵略与掠夺，中国丧失了大片国土，中国人民自然谴责他是“侵略者”与“国家强盗”。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样的民族形象，在当今世界，显然不具有广泛性、公认性与普适性。这也正是许多中国旅客在鹅罗斯远东旅行时，每当看到穆拉维约夫的塑像或雕像，往往不会留下美好印象的根本原因。

这些年，似乎是“辱华”的多发年，辱华事件层出不穷，比如，瑞典电视视频辱华事件，意大利杜嘉班纳（Dolce&Gabbana）辱华事件、安徽女孩猪头漫画辱华事件、范思哲时装品牌辱华事件等等。然而，这张5000卢布的鹅罗斯纸币，其最新版却是2006年发行的（就在这一年，中鹅两国在中国举行了以“携手共进”为口号的“鹅罗斯年”），而这之后的几年，正是中鹅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日益密切的时期。如果某一商标标识，某一网站标注，某一美术作品，某一电视视频，都构成了辱华，那么，联想到几年前全民族对于日本钓鱼岛立场的口诛笔伐与全民亢奋，鹅罗斯把这个侵略中国、罪行累累的侵略者，印在最大面额的国家货币上进行膜拜与尊崇，这样的行为又当如何解释呢？如果说这样的行为不是辱华，人们只能无言以对了。

近日，因鹅罗斯大使馆发微博庆祝海参崴建市160周年，引起许多同胞的不满与义愤。侵略者如此辱华，叔可忍，爷不可忍！然而，对于如此直接、如此露骨的“辱华”事件，却从来不曾受到关注和质疑，甚至有些“精鹅”分子（网友称为“黄鹅”或黄皮白里的“香蕉人”）在为1860年圆明园烧毁的几块石头义愤填膺之际，竟然为沙鹅同年实施的大规模吞并侵略进行淡化与辩护。SL解体将近30年，我们却有数不尽的“三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此文是另外一篇长文的组成部分，时间在两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