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顺是欧洲人的主要敌人之一

安立志

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刚结束，满清官员在总结教训时，竟把当时的局势比作历史上的三国。恭亲王奕在奏折中说，“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蜀与吴仇敌也，而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约共讨魏。彼其心岂一日而忘吞吴哉！诚以势有顺逆、事有缓急，不忍其忿忿之心而轻于一试；必其祸尚甚于此。今该夷虽非吴、蜀与国之比，而为仇敌则事势相同。”（《筹办夷务始末》咸丰卷7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页315）

把晚清的国际处境以三国相比，本就不伦不类，哪些势力相当于魏、蜀、吴，定位并不明确。接下来，他却跳出圈外阐述了另外三方的危害与作用，“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指太平军、捻军）交乘，心腹之害也；鹅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鹅次之，治英又次之。”（同上）

三国是国际关系，如不论及内部的发捻叛乱，剩下的两股外国势力，就是英国（至于法美，在此次战争中只是英国的仆从而已）与鹅国。奕的说法很明确，鹅国是“肘腋之忧”，英国则是“肢体之患”，鹅国对大清的危害甚于英国，因此，在国家决策中，“治鹅”先于“治英”。

“吃一堑，长一智”。满清官员的这个分析符合实际，这与恩格斯的看法高度一致。身在英国的恩格斯，始终关注着这场战争的进程，他在《鹅国人在远东的成功》一文中指出：“如果我们将当时所缔结的各项条约（此次战争，清廷分别与英、法、美、鹅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并单独确认了此前与鹅国签订的《瑷珲条约》——笔者注）比较一下，就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件一目了然的事实：这次战争不是对英国和法国有利，而是对鹅国有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卷12，人民出版社，页662）“当英国终于决定打到北京，当法国希望为自己捞到一点东西而追随英国的时候”，鹅国却“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而“各参战国得到的利益（其中也有鹅国和美国的份）”，只“具有纯粹商业的性质。”（同上）载入史册的英法联军与清廷之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应了一句中国成语——“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渔翁”就是鹅国。

满清官员看到的是这样的结局，英、法、美各国列强要的是一份条约，并未掠夺大清帝国的人民和土地（其实，英国通过《北京条约》割占了九龙半岛——笔者注）。条约签字之后，英法联军就先后离开渤海湾向南驶去。原文是这样的：“自换约以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筹办夷务始末》咸丰卷71，页315）而鹅国就不同了，它不仅得到了与英法同样的商业利益，还瞒着英法两国，鲸吞了中国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并在《条约》中埋下了侵占中国西北广大领土的伏笔。

“肃顺是欧洲人的主要敌人之一”，出自沙鹅特使伊格纳切夫（又译伊格那提耶夫）。肃顺是满洲镶蓝旗人，爱新觉罗氏，满清宗室，清廷权臣，深为咸丰帝所信任。他之所以被伊格纳切夫视为“欧洲人的主要敌人”，是因为他在对鹅外交中，立场坚定，不惧威胁，寸土必争，针锋相对，从而遭到谈判对手恶意攻击的缘故。在处理对外关系上，肃顺是满清官员中的强硬派或鹰派，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咸丰年间的战狼。

咸丰八年（1858年），鹅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趁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逼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署了《瑷珲条约》，意图割占属于中国的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的辽阔国土，甚至将远离中鹅边界的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沿海地区确定为“中鹅共管”，并带领兵舰强行闯入乌苏里江、兴凯湖一带进行非法勘察和侵占。

1859年（咸丰九年）7月，英法联军在第二次大沽战役中遭到清军炮击，联军舰队惨败，数百名官兵阵亡，损失舰艇多艘。清廷上下为一时的胜利所激励，对列强的态度也开始强硬起来。然而，此时的沙鹅，在东北的侵略活动并未收敛，甚至变本加厉，得寸进尺。此时，鹅国派遣伊格那切夫为驻华公使来到北京，敦促清廷按照《瑷珲条约》划定两国边界，并露骨地要求把乌苏里江作为两国边界。清廷派户部尚书兼管理藩院事务的肃顺和刑部尚书瑞常负责与鹅方交涉。如果说穆拉维约夫与奕山的交涉属于地方层级，那么，伊格纳切夫与肃顺的谈判已上升到国家外交的层级。

肃顺与伊格纳切夫的谈判大体经过三轮。1859年7月10日开始第一轮谈判。伊氏把《瑷珲条约》作为既定事实，在其前任彼罗夫斯基八条的基础上，要求两国东界“应顺乌苏里江和松阿察河至兴凯湖，再‘由兴凯湖至珲春河，顺河至图们江，顺图们江（至）海口为界’；两国西界应‘自沙斌岭（沙宾达巴哈）卡伦至额尔齐斯河、斋桑湖，又自塔尔巴哈台、伊犁所属地方，至阿拉塔乌山考康（浩罕）边为界’。”（《清史编年》第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页619）肃顺首先声明，《瑷珲条约》完全无效，奕山作为中方签字人，“既无全权证书，又无正式关防，无权将黑龙江左岸让与鹅国”。为此，奕山和他的助手（吉拉明阿）已受到皇上的惩罚。（同上书，页634）伊格纳切夫辩称：中国皇帝对其臣属是否满意，与他毫不相干，但鹅国政府绝不能容忍中国否认《瑷珲条约》的“合法性”。

有意思的是伊氏这套说辞，割占中国领土是防止英法图谋，保护大清东界。这大概是沙鹅针对中国领土最早表达的“安全关切”。把侵占别国领土作为保障本国安全的外交措施，就是北极熊“安全关切”的逻辑。肃顺一眼识破其险恶用心，直接挑破其真实意图：“贵大臣所云恐有他国侵占，为我国防守起见，固属贵国美意，断非藉此侵占我国地方。然若有别国占据，我国自有办法。”（《筹办夷务始末》咸丰卷39，页375）伊氏见肃顺不肯屈服，露出了狰狞嘴脸，威胁道：“我国与中国的边界绵亘达七千鹅里，鹅国较之其他任何海上强国都更易于随时随地给中国有力的痛击。”（《1860年<北京条约>》，布克斯盖夫登著，商务印书馆，1975年，页12-13）伊氏作为谈判代表，公然在谈判桌上武力恫吓，试图以此迫使对方屈服，谈判自然不欢而散。

7月11日，伊格纳切夫照会清廷，提出《补续和约》六条，重申其单方面确定的中俄东西边界。伊氏在《补续和约条目详解》中，再次暴露了阴险狡诈的本性，他一会儿装出善人面孔，声称鹅国与英法不同，是中国的友好邻邦，“本国从东至西一万余里，与中国相交一百余年，虽有大事，并未一次交锋；若英吉利等十余年之间，常至争斗，已经交锋三次，然逾数万里地尚且如此，况离此相近乎？”（《筹办夷务始末》咸丰卷39，页373-374）一会儿又欺骗中方，“将此东方属于本国（指鹅国——笔者注），我国能保不论何国，永不准侵占此地。如此中国东界亦可平安。”狮子竟然以羚羊的保护者自居，可谓无耻之尤！他最后以无赖地口吻声称，“须知我国欲占之地，系海岸空旷之处，于中国实无用。”（同上书，页374）再三述说，把这块中国“闲置无用”的土地割让给鹅国，对清廷有百利而无一害，侵略者的贪婪昭然若揭。最后，他竟蛮横地声称，关于中、鹅东西段分界事宜，“倘中国仍不商办，本国即不论中国愿意否，仍然自己定界立牌。”（同上）在他看来，谈判只是可有可无的程序，最终总要满足他的胃口。

7月12日，清廷以军机处的名义照会伊格纳切夫，逐条驳斥其“六条”及《详解》：“自康熙年间鸣炮誓天，以兴安岭为界，凡山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山北溪河，属于鹅国。所定甚为明晰”。至于乌苏里江至海地区，“其吉林所属之地，并不与鹅国连属，亦不必议及立界”。（同上书，页375）7月26日，伊格纳切夫复照肃顺：鹅方已派人将乌苏里地区“查明”，绘制的地图也已带来北京，“即可照依此图办理方妥。不然，难免侵吞扰乱”。（《清史编年》第九卷，页639）再次对清廷进行恫吓。

7月31日，肃顺、瑞常复照伊格纳切夫，针锋相对地指出，来照“内有即照贵国地图办理，不然难免侵占扰乱之语。甚属非是”。“今贵大臣出此无理之言，形诸笔墨，殊多不合，岂是诚心和好之道？”“绥芬、乌苏里江等处，是断不能借之地，贵国不可纵人前往，亦不必言及立界。”如仍纠缠，必要时我们将贵大臣“出言无理”，“宣示中外，使各国闻之，共知贵国之非是，然后闭关停市，莫谓我二人言之不爽，实贵大臣自取也”。（《筹办夷务始末》咸丰卷41，页400-401）肃顺对鹅方照会再次驳斥，“贵国天津所定和约第一条内曾云，‘嗣后两国不相残害，不相侵夺，永远保护，以敦和好。’既有此条，贵大臣前次来文何以又言‘难免相争侵占’等语？”“贵大臣既诚心和好，惟当恪守和约。若事事只为贵国有益，不顾中国有碍，将来必至彼此无益。”（同上书，页419）肃顺两番交涉，有理有据，义正辞严，有力地挫败了伊氏的嚣张气焰。

第二轮谈判，双方交锋更为激烈。8月31日，双方再次举行会议。伊氏手持《瑷珲条约》，随心所欲地曲解约文，硬要中方接受他关于划界的全部要求。肃顺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回击，并将未经批准互换的《瑷珲条约》文本“掷于桌上”，直接了当地告诉伊氏说：“这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伊格纳切夫气急败坏，暴跳如雷，“肃顺的举止完全是失礼的行为，他还放肆到如此地步，竟至当着鹅国公使的面蔑视国际文件”，随即退出会场，要求军机处“另派知礼的全权大臣”来与他谈判。（《1860年<北京条约>》，页24）9月5日，军机处复照伊格纳切夫：“钦派大臣肃、瑞皆系我大皇帝亲信大臣”，“其每次与贵大臣照会及面议言语，皆系据理直言，本处均已知悉，何谓先出无礼之言？”“贵大臣必欲将所求之事，件件允准，方为和好，有是理乎？”（《筹办夷务始末》咸丰卷42，页440）

9月10日，伊格纳切夫要求军机处派人会勘东段乌苏里江界。军机处在复照中称，中鹅边界早在康熙年间已经划定，中国无须前往勘界。9月21日，伊氏告知军机处，穆拉维约夫将到黑龙江商勘地界。当日，咸丰帝即指示吉林将军景淳、黑龙江将军特普钦，不许鹅人随意查勘，并派肃顺于次日面晤伊格纳切夫。肃顺再次提出，“除阔吞屯、齐吉地方，许借与贵国居住，由黑河口顺松花江往东入海，准贵国船只行走外，其余乌苏里、绥芬地方，并陆路通商，一概不能应许，亦无庸再议”。（同上书，咸丰卷43，页452）随后，军机处对伊氏的纠缠便不再理会。伊格纳切夫自感从肃顺那里捞不到什么油水，再次要求军机处换人，也被军机处拒绝。

第三轮谈判，主要在军机处与伊氏之间进行。1860年1月5日，伊格纳切夫复照军机处，谓肃顺、瑞常“不知和约及论旨大端”，坚请另派大学士会商，并仍坚持“以乌苏里河为两国交界”。这份照会充满了威胁与讹诈，“现时英法两夷数万之兵已经驾船起程，意欲必至天津及北京。”“他国请本国（指沙鹅——笔者注）与中国一同交战，本国知贵国内外扰乱事烦，难以周顾，不但未与他国一同办理，反帮助贵国与他国说合。”“中国愿图太平，只有一法，务思交良友于本国。”“让小事，以免将来益生凶迹为善。”（同上书，咸丰卷46，页508）侵略者自称被侵略者的“良友”，侵吞对方辽阔国土叫“让小事”，其伪善、贪婪之状无以言表。军机处复照伊氏：“绥芬、乌苏里河，系吉林地方”，“并非与外国搭界之处，如果鹅国民人要来居住，本国之人断不容留。”并以咸丰帝的口吻指出，“两国相交，必须不相侵占，方为全交之道。”（同上书，页511）伊格纳切夫纠缠不休，哓哓不已，再次照会军机处：“乌苏里河至海口之中间地，在中国不过弹丸不毛之所，毫无伤损，与我国通商行走稍涉便宜，分清界址，以期永远和好。”“倘蒙允准分界等事，我国情愿帮助劝令英国兵船回国，不致扰乱天津等处，息静干戈，实为两幸。”（同上书，页513、514）伊氏作为侵略者的爪牙，可谓尽职尽责，不屈不挠，他所玩弄的仍然是欺骗与伪善。

1月16日，肃顺、瑞常二人再次来到鹅罗斯馆与伊格纳切夫会晤，再次声明《瑷珲条约》系奕山“擅行允许”，既未绘图呈报，也未经朝廷批准，因而无效。1月20日，伊氏照会军机处，语带威胁地强调，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如)不思早为办结，难保不启争端”。如愿了结，我方已绘好地图，即可“画押用印”，“最易办理”。并声称，“本大臣奉本国皇帝之命，转告贵处大臣，无论大清国准与不准，……本国惟有将所借之地，本国坚守，永不复还。”（同上书，页522）这哪里还是什么“所借之地”？已然侵占的中国领土，如同落入北极熊口中的肥肉，一旦吞下，决不吐出。

1月29日，军机处复照伊格纳切夫：“乌苏里河右岸虽无人居住，然系中国地方，岂能擅行借给外国占住，倘有人到贵国侵占地方，贵大臣等岂肯允从？至来文内称：乌苏里河地方已有贵国人数十处居住，即海口等处亦有兵船停泊，盖立房舍，炮台戍守亦已数年，尤堪诧异！查贵使臣于咸丰八年间方与黑龙江将军商议地界，而今称于数年前已盖立房舍，炮台戍守，足见此处并不与贵国毗连，其为侵占之实据已属无疑。况彼时并未言明，此时强欲定界，有是理乎？”（同上书，咸丰卷47，页523）侵略者的胡搅蛮缠，欲盖弥彰，到底泄漏了其久已侵占中国领土的事实，被肃顺抓个正着。肃顺抓住其自相矛盾之处，直刺要害，有力地揭穿了其公然侵占中国领土，进行外交讹诈的卑劣伎俩。

2月12日，沙鹅当局得知伊氏的诡计在谈判桌上无法得逞，为帮助其摆脱进退维谷，沙鹅“阿穆尔委员会”通过决议，在天津附近海面集中鹅国舰队，各清廷施加军事压力；并要求伊格纳切夫暂离北京，到鹅国军舰上去，和英法联军采取一致步调。（《黑龙江问题》，卡巴诺夫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322-323）试图借助英法联军的武力，以达到其侵吞中国领土的罪恶目的。

5月19日，沙鹅外交部通知伊氏，沙鹅特遣舰队已前往中国水域，要其离开北京亲自指挥这支舰队。5月21日，在鹅国舰队已到达天津海口时，伊氏遂向清廷军机处发出最后通牒，再次要求清廷按照鹅方条件确定“两国东界”，以“免诸将出师之患难”。若仍犹疑迁延，那么他继续留京“互相无益”，将于离京前往北塘，限“三日内复知。”（《清史编年》第九卷，页705）

5月27日，伊格纳切夫离京前夕，再次威胁清廷：如果接受鹅国条件，在清廷与英法冲突时，鹅国愿向中国提供“友好的协作”。如果清廷中断与鹅国的贸易关系，就将“被视作对鹅国的宣战”。同时指令东正教驻京鹅国大司祭，要他尽量搜集情报；“竭力传播对我们有利的传闻和消息，并尽可能根据我们的需要加以解释”；“经常向彼得堡、东西伯利亚总督和我发送有关时局的报告”。（同上书，页708）

6月16日，伊格纳切夫带两艘军舰抵达上海，会晤法方人员，极力怂恿英法联军北上攻打大沽，并告以京津防堵情形。（同上书，页713）7月22日，伊氏乘船至烟台，向联军统帅提供“自大沽炮台直至天津的白河两岸中国人所筑的全部防御工事”的情报。（同上书，页724）谈话中，他仍不忘对肃顺的耿耿于怀，对英法方面说，“肃顺是欧洲人的主要敌人之一”，“有权势的肃顺是与欧洲为敌的头号坏蛋，他已不止一次地公开宣称，必须将全部欧洲蛮夷赶出中国”。（《1860年<北京条约>》，页46）意思是让英法在与清廷谈判时尽量排除肃顺这个对手。

9月7日，伊氏与法国公使葛罗会晤，怂恿英法联军“尽快进入通州，不使僧王（僧格林沁，清军将领——笔者注）有在这个城市设防的时间”。并将鹅国在京间谍搜集的情报送到天津，通知英法驻华公使葛罗和额尔金，其中涉及大沽炮台和白河两岸的“全部防御工事”，以及清廷在首都周边和京津之间的兵力部署和军队调动情况。（《清史编年》第九卷，页724、743）在英法联军兵临帝都之际，伊氏又向英国公使额尔金提供了一张北京详图，包括北京所有重要街道与房屋的平面图（同上书，页754）。

在英法联军侵华战争中，伊格纳切夫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一会儿是英法联军的谍报员，一会儿是英法公使的参谋长，一会儿是英法舰队的带路党，一会儿又是中英冲突的调解人，阴险狡诈，煽风点火，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在清廷内外交困，内忧外患之际，沙鹅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最大限度地从这个腐败古老的帝国身上刮下尽可能多的油水。1860年9月22日，咸丰帝从圆明园出逃，远避热河避暑山庄。在沙鹅的怂恿与协助之下，英法联军攻占北京。10月18日，英法联军大规模劫掠与焚烧圆明园。此时的沙鹅，作为英法联军的同伙与帮凶，却以调停中英冲突有功的名目，向清廷强行索取高额回报。

11月上旬，英法联军陆续退出北京。11月14日，伊格纳切夫瞒着英法两三国，与清廷全权钦差大臣恭亲王奕訢签署《中鹅北京条约》，条约不仅确认了沙鹅通过《瑷珲条约》吞并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合法化，而且割占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4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沙鹅不费一兵一卒，凭借讹诈与阴谋，从清廷掠夺了比英法联军凭借武力得到的更为庞大的利益。中国不仅失去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马克思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2卷，页625），而且失去了比两个台湾还要大的库页岛；不仅失去了位于东北亚的漫长海岸线和优良港口，而且使吉林省永远失去了出海口。

《瑷珲条约》签订后，穆拉维约夫迫不及待地把海兰泡更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吞并中国领土得逞，向沙皇报喜之意），把海参崴更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控制东方”），而把伯力更名为“哈巴罗夫卡”（以后又改为“哈巴罗夫斯克”，以纪念17世纪侵略中国黑龙江流域的沙鹅强盗哈巴罗夫）。

100多年后，SL学者卡巴诺夫仍然庆幸地说，《中鹅北京条约》签订了，“远东的边界问题解决了。鹅国的版图已经扩展到濒临日本海、便于航行的太平洋东亚沿岸。鹅国获得了滨海地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波谢特、奥尔加等良港。从外贝加尔通向鞑靼海峡的阿穆尔水路缩小了东西伯利亚同鹅国的东北亚、美洲领地，同萨哈林岛、乃至同位于太平洋的日本等国的距离。”（《黑龙江问题》，页330）

曾经为维护东北边疆与沙鹅进行了坚决抗争的肃顺，随同咸丰帝逃到承德。外交总以实力为后盾。由于战争的失败，坚持强硬外交路线的肃顺，未能保住他曾维护的领土权益。不久咸丰帝病死，在慈禧太后发动的宫廷政变中，这个曾经驰骋晚清外交舞台的满洲战狼，终于喋血菜市口。中国历史的悲剧，一次又一次的开启与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