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如此盛行,只因举报者常被“报复”

    据《法制日报》报道：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材料显示，在那些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其中，各类“隐性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因其手段“合法”，行为隐蔽，难以界定，一直处于法律救济的“边缘死角”。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所透露出来的数字还是比较保守，如果是实名举报，百分之百的举报者都会不同程度的遭受打击报复，现在的腐败现象如此盛行，而且还有蔓延的趋势，只因举报者常被“报复”，“一把手”被监督失衡。

    举报者为什么被“报复”，这一难题始终困扰着有正义感的举报者。

    举报者往往是一些单位和部门腐败现象和腐败行为的知情者或者是“被执行者”，他们对腐败行为深恶痛绝，因此会匿名向上和纪检部门举报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但他们都会遭受到被举报者的打击报复。

    实名举报者会被“围追阻打”，甚至会“抛头颅，撒热血”。

    典型案例：阜阳市颍泉区区委原书记张治安受贿、报复陷害，区检察院原检察长汪成报复陷害李国福案。

    1994年至2007年，张治安利用职务便利或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五十余次索取或收受他人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359万余元。此外，2007年8月，张治安编造了举报李国福有关问题的信件，指使时任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汪成对李国福进行查处，以实现对李国福打击报复的目的。

    汪成明知张治安报复举报人李国福而迎合张治安，滥用检察权，违背事实和法律违法办案，利用上述举报信，安排检察人员以贪污、受贿等罪名对李国福逮捕和提起公诉，同时，在张治安指使下，汪成又安排对李国福的妻子袁爱平、女婿张俊豪以帮助毁灭证据罪、贪污罪和窝藏罪提起公诉，致使举报人及其亲属的人身权利受到严重损害。2008年3月13日，李国福收到起诉书后自缢身亡。

     虽然最后张治安、汪成被绳之以法，但举报者李国福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匿名举报者会遭受“隐性打击报复”

     所谓“隐性打击报复”，是指除明目张胆地以违法手段侮辱、伤害举报人外，借“合法”手段实施的打击报复行为，特别是那些拥有“人事调配权”的被举报人，往往以“工作需要”的名义，对举报人做出职务任命上的“调”、“降”、“停”、“撤”决定，或者对其提拔实施“关”、“卡”、“压”等决定。

     匿名举报的举报者大都是单位的知情人，但是为了自我保护，往往会采取匿名举报，但匿名举报也在遭受“隐性打击报复”。

    隐性打击报复的手段“层出不穷”，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企业领导人权力不断扩大，一把手拥有绝对的“权力”，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也呈现多样化形式，有些打击报复行为已披上合法化的外衣，很难作出界定。在实践中，常常出现举报人举报后被“穿小鞋”被借优化组合掉、聘用合同期届满、提级晋升工资、发放奖金等机会将举报人转岗、下岗、解聘、不提级、不晋升或扣发奖金，通过末位淘汰制将举报者辞退甚至开除。这样举报者常吃着哑巴亏。

     举报人得不到任何的“人身安全保障”和“法律支持”是被举报行为无法落实的真正原因，被举报者往往是单为或部门的“当权者”，可以为所欲为的对举报者实施各种“打击报复”。

     我们国家在法律层面还没有明确国家应当向举报人承担何种责任，没有明确举报人和受理举报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没有突出以保护举报人权利为原则的系统的制度和程序建设。

     为了保护举报人的权利和鼓励人民群众与腐败行为做斗争的积极性，国家应该早日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举报法》，以法律的形式去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利。

                                                         2010年6月21日于桂林布衣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