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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家事、村史、国运的综合画卷——浅评崔世雄的长篇小说《白牯牛潭》

(2019-02-01 09: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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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赵明生

崔世雄小说

白牯牛潭

分类: 评论

                                     一幅家事、村史、国运的综合画卷

      ——浅评崔世雄先生的长篇小说《白牯牛潭》

 

                           揭开民族的秘史有时需要文学

    如果让推选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有价值、最震憾人心的一部小说,我则一点也不犹豫地首推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未修改版)。其原因有许多,但以一个小小的白鹿原为侧面,通过两家世代恩怨情仇交织,来表现一个悠久民族近百年的生活苦难历史,而且表现得那么真实厚重,动人心,令人感叹不已,思索不停。《白鹿原》一个由家至国,自一族小民到整个民族这一选材难得的视角和构筑之无上之起点,便远远超越了诸家。没办法,这便是历史无情的选择,也是作家天才般文思之必然结晶。看看同时代的其他作品,无论是深度与厚度,人物与主题,艺术和思想,真的再难有另一部与之比肩媲美。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同样,我们可以说,家族的才是民族的,个体的才是家族的,真实的才是个体的。世界本身就是由不同民族组成,每个民族独一无二的文化才组合成了世界文坛的缤纷和丰富。没有独特的一,便难有二和三的无限,失去了一的个性,再丰富广大的生命之林之圃都将是僵化与枯寂、毫无生机的。乡村文学自古便是中外文学史上反映现实,表现人物,记录历史,走向世界最好、最常见的主题之一,而且多少年了从末有过败落。

现在,有一种文体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它就是历史文学。其实,作为一种兼有两种学科特征的文体,自古便有。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历史文学发展更加繁荣。90年代以来,不论是能够引起学界关注的高雅之作,还是引起大众关注的通俗作品,多数离不开历史,尤其是电视剧,几乎成了古装的一统天下。咋看起来,似乎历史文学已经成了文学领域尤其是通俗文学领域中的霸主,但稍加深究,就会发现,这种繁荣极为尴尬。

家族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普遍现象,构成了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从南至北,从东向西,这一传统久经不息。甚至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周边国家如韩国等也出现过类似的文学门阀。那么,中国历代家族文学兴盛的根本原因何在?答案自然应当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巨大的母体之中。具体来说,有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浓厚的封建宗法文化的支配,有千年不变的人文倾向左右,有家族在历史走向中所起的非凡作用的促进,真实具体的生活化的影响,家族里涌现出来的著名人物的推动,一个家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家族文化如家训、家规、家法、祖德的承传等。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不可能离开一个个鲜活有趣的家族文化,这是文学史上千百年来盛行不断的一种既定规则。读史可以使人明鉴,读自己家族的历史,更可以知晓最真实的过往,通晓生命的意义。                        

                         家族史和民族史的交织展示

今天,我读到了这么一部特别的、家族类的长篇小说。作者崔世雄先生用五十多万字的笔墨,描写了两个家庭二十多来的历史源渊,婚姻交往,喜欢恩怨,情爱仇恨等。真实地反映了从解放前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几个重要时代的社会变迁,岁月风尘,人事过往及他们点点滴滴的生活起居、贫富转换、生死交替等悲欢离合。而且,这一故事又是建立在非常真实、现实的基础上的,是以强大的历史素材、生活原型作依托的。它不是纯粹的文学想,也不是专业小说家的艺术虚构,不是密不透风的家族点滴记录,世代家谱祖孙承述,更不是无马行空般的穿越抒写。它是真正的源于生活的艺术,也是高于生活的历史,更是忠实于历史的文学记载。

长篇小说《白牯牛潭》描述的是汉中洪湖岸边一处偏僻乡村二十年变迁的历史故事。故事通过一个当地流传悠远的神话故事而展开。神话的内容是,离洪湖不远处有一条古老的河流,名曰中府河。有一年发大水,河堤溃口,神话般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水潭,自然地把原来一个完整的村子给分成两半。有一年,潭子里沉入了一头大白牯牛,于是当地百姓便将此潭命名为白牯牛潭,而且还留下了白牛入潭便有灾殃的说法。随着时间的发展,潭边两侧,分别住了窦、曾两大姓人家及其他一些杂姓村民。故事便从这两姓人家一一展开。

窦姓家族的老家原住在洪湖岸边的窦家沟。那年长江水倒灌洪湖,湖区一片汪洋。窦家一位祖先窦忠贤就携儿带女逃荒向北方的高地。洪水渐退后,这位中年汉子一担箩筐挑着两个小儿,婆娘领着大儿大媳,抱着小女儿,返回老家。走到白牯牛潭边,天色已晚,一家七口饥饿难耐,村里一姓曾的人家好心收留了他们。洪水过后,原来的村庄已被洪水淹没,无奈之下,他们就听从曾家的劝说,在此地居住下来。并在曾家的帮助下,建起了简易的屋子,有了基本的口粮。从此窦曾两家便通婚搭亲,合睦亲热,人畜旺兴。后来,又有几家外姓人搬进来,一个名为窦曾台的村庄便出现在白牯牛潭旁的一处高地上,这里男耕女织,黄发垂髫,春花开尽秋月明,平静又暖和,成了一处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世外桃源。

然而社会的巨变,时世的更迭,命运的驱使,让这个亲如一家的水乡之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原本亲如一家的诸成员间因政治信仰的不同,利益的得失,人性的不同,而开始了无情的斗争(窦曾的谐音)。再加外来种种强大政治和军事力量的介入,打破了这个古朴水乡的宁静平和。明净安祥消失不再,淳朴已久的人性顿然发生了扭曲,如水似的亲情出现了无数的尘渣,世代通婚的两个家族成了势不两立的仇敌。曾经主宰这个村庄的两个庞大家族的几十口人的命运从此而走向对抗和斗争,友情和合作,开始承受无尽的煎熬、痛苦及幸福。

爱和恨,情与仇的交织,光明和黑暗,痛苦与幸福的相连,国家和民族的前行,百姓和个体的选择,过失对接成功,偏激和合退让,生和死的交替,昨天和明天的本质……这一切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这应是本小说最想告诉我们的,也是作者长年精心探究思索一个家族及乡村的历史与文化和社会之错综复杂关联的本质根由,更是需我们认真思考的一个巨大的家庭问题、社会焦点问题。如此,有关社会、现实、历史的重重矛盾才可渐渐清晰,对人性的探究,对道德的理解,对历史和文化内涵的解构,也才可得到更准确而较为完美的答案。

既为秘史,一般人是不大容易认识清楚的。最好的办法便是从历史最细微的地方入手,从它最敏感的细胞切入,看它的结构,剖析它的成分与变化之原因。这样的考证虽然有点费,却不会迷惑,效果还往往非常奇特。这个活生生的细胞便是家庭,是自己的家族,家族的村史,它是自己最亲的人所经历过的,一件事,一段情,一句话,历历在目,不会有假,更不会忘记。但这却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常常不屑的一种方法。究其原因,曰:不真实。

一个真实,真的能要了这些历史学家的命,当然,也可以要了文学家的命。而文学和史学家能否存活下来的唯一条件,还就在于真实还是不真实。

 

      三个阶段组成的故事原本就很复杂

 《白牯牛潭》这部小说内容共分三部,第一部分名为苦楝树,主要讲述的是一九四九前后的故事。

解放前夕,汉中洪湖地区,临河边有一个名叫窦曾台的村子,里面一户姓窦的普通农民的长子窦先智,为了躲避抓壮丁,丢弃自己辛勤垦荒得来的一块并不十分大的菱角边田,抛妻弃子,逃离了熟悉的家园。解放后,在返乡途中,遭遇国民党残军抢掠,他历经种种艰难最后终于脱险,并意外抓获了一名逃匪,受到新政府的奖励,被培养为土改积极分子。但他受听所谓一位当地有见识人“逢党不入”的说教影响,而淡漠政事,一心只想追回已被同村富农曾善明侵占的菱角田,过上安稳的日子。由于他父亲与曾家历史上的各种复杂的纠葛,始终未能讨回属于自己的田地。正当他为追讨菱角田而陷入绝望时,土改中要划成分一事,给他带来意外的转机,在政府的帮助下,那块菱角田终于回到了他的手中。

第二部分名为扁担草,主要讲述了一九五九前后的故事。

窦先智讨回了自己的菱角田后,热心于三五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儿热被窝的传统小日子,一心一意开始了他单干致富的勤劳之路。可好景不长,突遇婆娘难产,自己受伤,又遭富裕中农曾善明的算计,欠下巨额债务无法偿还。万般无奈之下,他将菱角田抵押了出去,再度返贫。后来,在同村党员的真诚帮助下,他加入了村里的互助组,菱角田失而复得,从此他一个心眼走集体化道路。进入人民公社后,他担任村里的小队会计,独自扛起瞒产私藏公粮的罪名,又力主将私藏公粮支援邻村,平息了邻村人聚众闹事事件。后来,他赢得了乡里乡亲的一致赞誉与信任。而就在此时,一场多年不遇的早灾发生了,村里一伙势力暗地借机捣鬼,企图搞散集体。他得知这一阴谋后,与其他干部社员一道,设计护粮夺船,巩固了集体的利益,让全村人渡过了这一严重的饥荒。这一年,他为集体和他人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同时也承担了家人的指责与他人算计的双重痛苦。

第三部分名为刺儿荷,主要讲述了一九六九前后的故事。

“四清”运动来了,因受村里的富农代表、也是另一大家族的曾善明等人的诬陷,他含冤受屈,被撤职审查。紧接而来的“文革”,他看到了自己的追求与希望。于是,有反感又有赞许地投身到了具有农乡特色的文化革命运动中。他与其他成员一起学语录,办学校,促生产,搞副业,取得了窦曾台有史以来最大的农林副渔全面丰收。可是,窦先智一家却身体因有病、子女众多和劳力少而严重超支,生活非常窘迫。在艰难之中,他无怨无悔跟党走,送儿子当兵,带领社员改园种麦,执意追查隐藏的逃犯,建立合作医疗队,新办村里第一所小学。上级和村民们帮他度过了难关,他提出了入党的要求。

小说至此已基本结束,看似大团圆的结局,却透露出未来生活更大的冲突与社会矛盾。作者有意为之,留作下一部小说继续讲述。

窦曾两家原本互不相识,也无血缘关系,因曾家的善良与慈悲而与窦家结缘。两家在巨大的天灾人祸面前成为世交,相互帮扶,共渡难关,之中结下了生死般的情感,再加后来的相互通婚,自然地亲上加亲,二家成了一家。他们原本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世代耕耘,借土地为生,既无显赫的家世,也无过人的财产,凭着一双勤劳的手,流血流泪,艰难生存。这里,历史上也多次发生战乱,但每次都是锋火过后,河还是原来那条河,草还是原先那些草,擦干泪,抬起头,他们该怎么生活,还是怎么生活。平稳安定的现实形成了典型的农业文明,几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影响浸泡着他们的心魂骨髓,他们成了这个地球上最为典型而真诚的华夏之民。也可以说是这个民族的一个典型的缩影,东方乡村文明的真实写照。

如何将两个家族的友爱和矛盾自然合理又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进而把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一一展示在这个历史舞台,揭示相关社会现实的本质,这是小说特别关键的地方,也是考验作者创作水平的一核心问题。为此,作者巧妙地吸取了道家所谓的一阴一阳为之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哲学原理,把一分成二,在二与一的相互关系做出了一篇巧妙的大文章。在两家之间,精心选择了距本村不远的一位名叫徐先生的算命先生。再加窦曾两家原有生死之恩,世代又有婚姻相通,于是,这个二又非常自然地变成了一。更主要的是,作者将两家的情怨恩仇放到一个特写的、巨大的历史变革时期来写,如此一来,就寻找到了一个绝妙的交接点,或者说种种矛盾必然的一处碰撞点。如此一来,每个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展示,就自然和历史牵挂于一体,想挣脱都很难。这样的写法本身并不少见,只是看不同的作者如何去写,如何去处理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及在矛盾中如何表现每个人的情绪和思想,再以小见大,巧妙地显现那段巨大的历史内涵了。

因窦曾两家几世的血脉之情,现实出现的任何矛盾,都难使它们互不往来而成为真正的敌人。即便在再最为痛苦而矛盾的日子里,发生再大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他们也可以化干戈为玉帛,重新回归于一体。这就是生命的无情和多情,家庭和家族的一统,村庄与社会的纠缠。进而,原本至纯的人性也就因此而变得更加善恶难辨,真假难分,如钻石一般多彩多面了。优秀的、艺术化的家族历史小说,不就是这样的吗?

把具体的人物放到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去展示他们的思想与心灵,这是小说家常用的一种手法。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手法,那就是把他们放到平常的事物中,同样可以起到特别的艺术效果。一些无足轻重的小物,任凭他们再怎么努力,常常不会对一个国家与组织产生什么大的影响。但是,时间一长,人数一多,机缘一到,就可以形成大的事件,而起到非同一般的社会效应。本小说的作者在这一方面也是很有用意的,知道小中有大,细微之处显精神这一艺术手法。所以,小说中处处显示出看似无关紧要,实则处处有精妙的情节选择。与此同时,还增加了小说的真实性,突出了文本的生活情趣。这也是家族小说最普通的一个特点。

姑表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这就是人情社会的中国,也是在漫长宗法制度下形成的农村现状,它由落后的乡村承传而得以十分的正宗,世世不断。也正因此,中华文明才得以千年不息,万世有情。这也是本小说想揭示的另一重要主题。没有中国这广大的乡村,广大农村里那无数忠诚质朴的农民,农民身上那最为朴素的爱憎之情,那里会有千年不息的这个伟大民族代代承传?文化并非高高在上的空头理论,也不是理论家几本厚厚的书籍,它是非常鲜活的、具体的,有时又是特别无情残酷的。

面对那场无法抗拒的战争的到来,这些无助的百姓常常可怜百倍。要壮丁,要劳力,要钱,要粮,要物……要去应对不断变换的军队及政治势力。根据双方斗争情形所需,经窦曾台村里主要人员商定,代表全村百姓决定,由窦曾两家各派出一位能力较强的人物来分别充当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接待人员。换句话说,就是双方的维持会长,以此来维护整个村庄的安宁,尽最大可能地保护全村人的安全与财产不受损失。于是,稍有点家产的曾善明成了国民党窦曾台的保长,接受区公所的驱使,应付着无穷无尽的各类赋税的征收:“每年过年前,联保处都要派保丁到各村各户收税,除了地税外,还要交人头税、养殖税、种植税、治安税、联保税、劳军税、壮丁税、通行税等等。谁要是敢不交,便是逃税抗税,轻则劳役,重则坐牢。保公所没有固定场所,谁当保长设在谁家,今儿就到曾善明家交税。”

而一贫如洗的窦为新呢?自然就成了共产党在村里所建立政权的乡长,接受区长的领导,主要任务是征兵助军,动员群众,宣传革命,支援前线……

两党泾谓分明,你来我往,势不两立,而这窦曾两家却实为一家,亲如兄弟,难以分离。有时他们还得根据双方的要求,坐到一起商量,如何把事情办好,双方都不得罪,百姓也不用被抓坐牢。有时候,又免不了要牺牲对方的利益,出卖他人的性命。所以,这些人物身上,没有政治标签,也无法简单地作出一个道德评判,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哪个是还乡团,哪个是赤卫队。哪个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应该支持歌颂,哪些是反动派的走狗,需要打倒批判。读到这里,我们为中华民族这个悠久的民族所遭受到的无穷灾难而感到悲叹,同时也为窦曾两家的艰难行为而大为感叹。这真的是天晴地皮伤,天阴还是地皮殃。处于战争时期的百姓,是怎样的痛苦与无助了。

 

                                           有关土地的一段特别纠风

 窦先智家一贫如洗,十一岁他就给人放牛,十三岁农忙时打短工做农活,农闲时便在中府河给过往船只拉纤。十五岁过喜事,成了家。成了家的他开始琢磨要开荒垦地,给自己找一块能生存的田,以便养活全家。不久,“他看上了一片荒滩。白牯牛潭北边与冒垴垸之间有条水沟相连,潭沟交接处三角形滩涂上,长满茅草芦笋,显然是块无主荒地。他扛把铁锹,挑担箢箕,起早贪黑地忙活,除杂草,围堰头,修盖边,深翻土,从夏末忙到初冬,一块斜坡田成型了。他从保公所借来“两脚丈”,请来曾姑奶奶大孙子曾独松,两人就地一量一算,三亩五分。他俩砍来杨树桩子,分别栽在三个拐角,算作地界。与这块田邻近的是曾独松家的一块五亩多的熟田,平面看去,像个莱刀把子,他们家叫做刀把田。风亭(窦先智)想,也该给自己的田取个名字,他见过池塘里的菱角,跟这块田形状蛮像,就叫菱角田吧。”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虽然这块命根子并不大,也不肥,而且形状还不规整,耕作起来很是费劲,但它的有无有时却并不由你说了算,还得当地的执政者认可才是。即自己费尽心血开垦出来的一块原本无用的荒地,必须得有个手续,而办手续则又需要花钱,需要找人。如果对方不同意,那它便是黑田,要么没收充公,要么坐牢受刑。但是,处于国共双方拉锯时期,该找谁去呢?谁也得找,不可得罪任何一方,可怜的百姓只好拿出家里所有,去求人送礼,求得这块巴掌大的田地能属于自己。万幸的是,窦曾两家都和上面有一定往来,双方非常痛快地给办了相关手续。然而再看看这个手续,真的让我们哭笑不得。代表国民党的曾善明这里给开的证明是:

兹有我保窦先智新垦农田壹块,计叁亩伍分。地处白牯牛潭北潭沟衔接处。三至为:杨树桩一至杨树桩二至杨树桩三。

特此证明。

 

洪湖县第六区谢仁口联保处窦曾台保公所

民国三十七年元月九日

 

到了共产党曹家嘴区区长那里,开出的证明是:

 

洪湖解放区土地证

有曹家嘴区谢仁口乡窦曾台村民窦先智,新垦土地壹块,计叁亩伍分。地处白牯牛潭北潭沟衔接处。三至为杨树桩一至杨树桩二至杨树桩三。

特发此证,以资永存。

 

中国共产党洪湖县曹家嘴区政府

公元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三日

一块田,两份证明,本质内容无二致,只是开头和结尾有了区别,分属两个水火不融的势力,两个你死我活的阶级政权,这让人在一阵好笑中又发出无言的哀叹。

“小个子笑出声,高个子收敛笑容,说:‘难为了我们的父老乡亲,国民党保长开证明,共产党区政府发证书,天底下怎么有这种事喔!’吩咐小个子快去办土地证,顺便给娃儿找点吃的。”

可笑吗?这就是历史。据笔者所知,这样的事在当时还为数不少。在对土地所有权这一重大问题的认识上是,不同的党派出台了完全一致的政策,但做法上却有天壤之别。曾善明给开出证明后,态度是冷冷的。后来到了上面,保长一看到有共产党有这边开的证明,便马上转脸,通匪,收田,扣人。而共产党这里却是热情招待,真诚安慰。于是,从这一对比中,便看出了后来两党在较量中必然的结果。

一件小事看似简单,却道出了一个历史性抉择的结果:得土地者得天下,失土地者失民心。土地,是中国农民的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生产资料,同样也是一个政党得以治天下最根本的前提。谁得到了它的支配权,谁就可以有无穷的能量,就可以通过它而赢得天下。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从古自今,概莫能外。小说的主题,也由是而显现。由此看,作者的视觉是非常准确而敏感的,在遴选材料方面的能力也是非凡的、典型的。即便放到今天,都不失它特有的现实指导意义。

除上述那件贯穿整部小说的土地大事件外,小说中还有更多的细小事情,一件件,一桩桩,一个个人物,你来我往,虽然并不大,却是农村人天天离不了的、常常会发生的,它们也时时牵挂着、影响着整个村庄的发展前行。如果说土地事件、支援前线、抵抗洪水、农业合作入社等是小说的骨骼的话,那么,这些便是他们无处不有的肌肉和经脉了。只有有了它们,整个农村才是鲜活的、亲切的、感人的。    

如窦曾台村要进入人民公社了,有好多村民思想不通,举止犹豫。而入社的当天,曾家老奶奶捂住两只母鸡的屁股,把鸡送到生产队的养鸡场,硬是让鸡把蛋下到公家的窝里。白奶奶锁上自家菜园的门,不让家里人摘走黄瓜茄子辣椒,把它们归公送进了食堂。就是这个白奶奶,为了守住祖上留下来的一棵楝树没让入社,因为树为她儿子挡过子弹,又救过她的命可当她听说队里新建的泸沟需要闸门板时,虽然心疼,还是忍着疼把那棵楝树果断地这么一点小事,反映了当时国家进入农业合作化时,整个百姓汹涌澎湃的热血,全力无私的支持。这就是新中国农村之所以能改造成功的最根本保障。

姑奶奶曾善亮,在革命胜利的前夕,主动要求留在国民党内部,继续做地下情报工作,为党服务,后来不幸在台湾英勇就义。当上级领导把儿子的烈士证明及烈属荣誉匾额送到母亲面前时,“姑奶奶脸色煞白,嘴角微颤,颈边青筋暴跳。她推开处长挽她的手,拢了拢额前头发,两手撑住板凳,不让自己摔在地上,仰头望天,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们三个莫哭!我撑得住。” “人哪有不死的,死了,政府记得,人心记得,也就没有白活一场。我儿子没有白活,也没有白死。这新世道的好日子,有我儿子的一份力,我当娘的知足了。”

时代进入一九五九年,受大跃进浮夸风的影响,邻村艾家湾一队食堂没粮食吃了,整个村的人面临着死亡的危险。“早晨喝了湿麦煮豌豆粥,中午又喝豌豆煮湿麦粥。几个年轻小伙子聚堆找到已被选下台的原生产队长,责怪他为么事去年虚报产量,多交公粮,害得全队老少天天喝粥,逼着他领头到公社粮站要回稻谷。”万般无奈之下,在这位只有三十多岁的前任队长的领导下,这帮村民怨气汹汹,挑担萝筐,挑筐背袋公社要抢曾经交上去的粮食。一件大事眼看就要发生。这时,身为生产大队支部书记的曾先炳断然制止儿子为圣去集合民兵,而是冒雨为对方送去了自己队里苦苦积攒下的。准备渡过生死危机的一万斤稻谷,解救了艾家湾的乡亲,缓和了上下级矛盾,凝固了饥饿下的村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在国家和集体遇到重大的困难时,也同样是这些低微如草介一般的百姓,不顾自己的利益,义无反顾地抵抗,解除了诸多天灾与人祸,保证了国家的安定与平稳。我们且不说那场盲目的大跃进性质如何,责任在谁。单就这些村民的大义之行而言,足可以证明,无论国家政策如何,只要一场令下,让死还是要生,百姓都无怨无悔地紧跟着前行。读完了这段故事,我们也就明白了中国之所以千年不灭,跨越种种坎坷后,仍能坚强地站立起来的根本原因。

然而,农民也要活,要活就得有工分,所以,每年的工分分派与评定,便成为他们的生死大事,对此,他们则六亲不认,寸步不让,一方面斤斤计较,另一方面又秉公执法。

最挠头的要算半年公布工分,预备分红,去年搞了两次,虽说没有打破脑壳,出人命,却也扯破了脸皮,一些人闹得没鼻子没眼。还有,还有……都是烦心的亊。为香盘算许久,终于下定了决心,插秧和修泸沟的事,住后放一放,反正雨天也下不了地,其他的,能拖一天算一天,以后再说,先把拖不过去的选会计、定工分分红和处理瞒产粮的事,商量个法子。”      

“今儿来的都是队干部,说个实话,瞒产的亊,是我一个人干的,跟您们都没得干系,莫再扯东拉西。说瞒下来的谷已经吃了,也是我一个人说的假话。今儿告诉您们,这谷还在,就藏在仓库地下。您们拿个主意,看怎么处理。我这个会计,自己把自己撸了算了,另选一个人。这样一来,就跟公社交待过去了。”

即便如此,仍然阻止不了争吵,为了两个工分,几块钱的事,先智、先职、先觉三亲兄弟在会上,当众顶牛,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大打出手。

这也是当时农村最为普通的农民。自私与觉悟同在,个人和集体共存,亲情和正义并列。有利用个人权力贪占集体利益,为一已求利的,更有为了集体而舍去自我与家庭的。他们也是那个时代最为真实而可爱的人,这一点,我们绝不可否定。否则,那段真实的历史便成为空中楼阁。

在此创作思想的指导下,小说每一个故事情节的选择,每一处细节的叙述,每一个对话或景致的描写,都有其特别的含义。选材上以小见大,小中有大,平淡中显真奇,四两拨千斤,举轻若重。虽然有时让人感觉有点繁琐细密,难以透风,但显得更加真切传神。农民,本身就是那么得诚实无华;农村,一直就这么平凡普通,如果想选择那些惊天动地之大事来叙,那便可能有假,便不再是乡村故事,更难组合成为千古不变的国运,其文学与史学的价值也将消失殆尽。

 

             重大的事件在淡描中展示

 当然,小说里也并非完全是一些无足轻重的鸡毛狗事,东家长,西家短的杂乱之事之情。它也有重大的事件,也涉及到了人物的生死命运,有时还关系到一个家族的荣衰存亡,甚至是一个政党的消褪,另一个政权的建立。面对这些无法回避的历史,作者还是把它当作平常的细微琐事进行了认真而严肃的处理,艺术地再现了它们的现实意义、历史价值。只不过,小说的叙述是平常的,没有故作惊人之语,少有主观情绪的加入,更没有把作者自己的认知强行带入其中。它只是让事件本身说话,让人物自己出来表现,外在的因素全部摒弃除掉。真实无他,自然朴素,纯净如水,有微澜,有砂石,有漩涡,有游鱼,但没有渔夫干扰它们的行动,也少有各种声响打扰它们的生存。这样的风景才是农村最美丽无华的风景,这样的历史才有回忆最动人的趣味。

 

“善亮继续读书,毕业考试后回家路上,被国民党新二旅抓了丁。几年后当了军官,回家探母,为香(窦为香,早年参加赤卫队,土改时的民兵小队长)告密,导致善亮跳了潭。当天,为香不敢回家,跟着赤卫队撤进洪湖。在湖区,他吃不了嚼芦根啃蒿草的苦,又受不了红军纪律管束,逃出来,躲在他姥姥家避风头。半年过去了,曾家还在不依不饶地抓他,他又怕赤卫队抓逃兵,没得法子,炒热黄豆摁在脸上,烫出小水泡,破了相,一脸黑麻子回家来,说是走亲戚,竟没人认得。后来国共搞合作,事情就过去了。”

 

这便是当时处于两党夹缝中的一介可怜的弱小农民,不关心政事,不了解政党,只求活命,想尽各种办法逃避兵役。这样的百姓,在那个战乱时期有成千上万。这就是当时的中国现状,国共两党斗争的基础,如铁山石峰般高耸在那里,任何人都难以将之改变,我们也毋须进行什么掩饰或篡改。

 

 “又一个苦命人啰!”白大姑叹息。

玉珍听着听着,眼泪掉下来。她想起了还在外边的娃儿他爹。

阳亭好奇,问:“蒋军、解放军是么家?”

“蒋军是国民党兵,解放军是共产党的兵。”

“哪个打的您呢?”阳亭像是在谢仁口茶馆听说书,觉得有趣,又问。

“黑咕隆咚的,只顾逃命,哪知道谁打的。”

“小娃儿瞎问么事?快回去睡瞌睡。”白大姑支走阳亭,问这人:“不是说解放了,不抓壮丁了,怎么路上还不太平呀?”

这人答不出。

 

“他们”是谁?谁好谁坏?谁是正义的,谁是反动的?两家的兵有啥区别?双方为何要打得如此不可开交?他们一概不知,不想知道,也难以知道,自古以来他们就没想过这类问题,置身世外的生活已让他们感觉到了这种平稳日子里的种种便利和安逸。是的,无论何时何地何世,遇到何人起兵造反,发生再怎么惊天动地之事,他们只求远远避开那些是是非非,能平安地活下来。而眼下的形势与往日大不相同,有了所谓的解放、翻身、做主、土地、自由等口号及遍地的标语,有了对他们不再打骂,关押的士兵和干部,有了真挚的笑脸相迎。于是,目不识丁的他们心里痒痒开了,也想求得一点解放。但解放后又是什么样?他们还是一无所知,只能如一只柔顺无力的羔羊,乖乖地听从他人驱使,命运安排。

 

“有人给他一朵红绸子扎成的大红花,挂在他的柱脖子上。还递给他一块红纸牌,上面写着‘锄奸模范’,要他举在胸前。车厢里已经关着四五个跟他一样戴花举牌的人,红纸牌上分别写着‘擒敌英雄’、‘支前模范’、‘拥军范’等等。风亭觉得好丑,执意不肯上车。一些人连拉带推,把他弄上车。车上有人个马类纸卷成的喇叭筒捂在嘴上,宣布‘曹家嘴镇除奸反特英模大游行现在开始!’车开起来,锣鼓敲起来,歌儿唱起来,口号喊起来。车行人走,浩浩荡荡,从街心游到场,转回来,穿过街心石桥,来到下场。”

 

这是解放后窦曾台所在的曹家嘴镇庆祝胜利的场景,也是窦为新无间中遇到本村一位当过国民党营长的熟人,及时地告诉了政府而受到了新政府的奖励。但他压根没有把它当作是自己的荣耀,反而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他的这一举动,对方的后半生便彻底被毁。看到这里,我们是不是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好似那个不以为荣,反以为耻的阿Q再生了。在窦为新这样老实巴交、没有任何政治觉悟、对什么党、什么解放没有一丝感觉的人的心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何等的荣,何等的耻。这就是当时最为真实的中国农民的精神世界。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政党的宣传,到后来,窦为新还是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主动参加了社里的政治活动,还成为了一名大公无私的小队领导,带领大伙战天斗地,辛勤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提出了入党的要求。这才是非常真实可信的农民,相比而言,曾经被认为很是优秀的一些历史小说里所描述的诸多人物,则有好多的虚假。那些英雄超越了那个特定时代所具有的思想领地,一看便是政治小说,而非生活小说、思想艺术小说。

在这一点上,小说给予了客观而深刻的反映,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艺术再现。有具体过程的详尽叙述,有一步一步犹豫与反复的心理刻画,更有清醒觉悟后的顽强与执着的赞美。如水到渠成后的自然倾泄,汪洋纵横,覆盖一切,不再单一地往返。

 

                                             家事就是村史,也是国运

美国诺贝尔文学获奖者福克纳先生曾说过:“从《沙多里斯》开始,我发现我那邮票般大小的故土很值得写,而且不论我多长寿也不可能把它写完……我喜欢把我创造的世界看做是宇宙的某种基石,尽管它很小,但如果它被抽去,宇宙本身就会坍塌。”福克纳先生亲身经历的事件,走过的地方肯定不少,能够进入他艺术天地里的事物也定然是五彩的。但是,这位闻名全球的大作家却把最宝贵的思想视觉投放到了自己最为熟知那片邮票般大小的故土上,从中挖掘出了无穷无尽的艺术宝藏,为这个世界奉献出了特别的精神养分。由小而大,他笔下无穷的宇宙便有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石,而永久不塌。

文学的生命离开故土,便什么都不是。历史一旦忘掉那无数个鲜活的家族,就只是一堆无用的废纸。自古道,文学就是人学;今人有言,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每个人又都活在一个具体的家庭里,故而,若要寻找历史的真相,我们真的需要打开那一扇扇或清晰或幽暗的屋室,里面的景致,真的会让我们大吃一惊的。

小说《白牯牛潭》所描写的历史前后只有短短二十年,无法和《白鹿原》近百年的历程相比,其艺术修养、表达技能方面也难和陈忠实先生相提并论。但是,这二十年,却是这个民族近百年来最难以忘怀的二十年,也是苦难与希望相伴,胜利与失望相随,安稳和动乱一起走来的风雨二十年,更是让这个民族由大乱达到大治,再到动荡起伏,久久难安,悲喜难言的二十年。可以说,这二十年间发生的种种重大或微小的事件,都深深地影响支配了这两个家族每一位成员的喜乐悲苦,生死存亡。同样地,也深深地影响了当时国家的每一次前行与徘徊,转向与回望。透过这一秘史的诸多情节发展,放大它的每一个细节,我们可以看清当时好多村庄的历史经历了怎样多次的变身,体悟到那时的国运如何艰难前行,反省或悔改。

从这点上讲,《白牯牛潭》是一部家族的秘史一点不为过。因为,据本人所知,就连这两个家族的好多后代成员,都对自家的这些重大事件模糊了,淡忘了。现在窦曾台(小说原型的村子,真名为崔赵台)最为年青的一代,更是如读神话传说一般对待自己这一家族的曾经,更不用说他人了。

当然,小说《白牯牛潭》并非一部完美的作品,也有诸多方面的不足与缺憾,如事件行进时略显简单,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得不是那么的入微传神,自然景致的描写上还有点粗糙,艺术空间的营造还不是很大。估计这和作者的军人身份、经历有着极大的关系。但无论怎样,有此一番良知与苦心,能把一段真实的家族历史用一种平静的笔触,舒缓的行程,含而不露的手法,艺术地历史呈现于世人的眼端,它就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也是弥足珍贵的。

一个家族,靠一个姓氏来牵连,但这个姓氏,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符号,也绝不仅仅代表着血缘的传递,背后有着沉甸甸的文化密码,包含着关于人心、人性、社会的哲思。小说家叶雷这样说。

关注自己,关注自己的家族及那一片土地,就是关注整个国运。这是人类的一个特点,也是乡村文学一个必不可少的核心。笔者也想这样说。

 


2018.12.20

 

 说明:全文三万多字,此为部分内容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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