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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华文学的历史本流

(2014-03-14 15:36:53)
标签:

道家

神话佛家

文化

赵明生。

中国文化

分类: 随笔

五,中华文学的历史本流

 

   下面再来看文学。多少年来,我们对中华文学历史发展轨迹的研究基本上是清晰的,从《诗经》而到离骚,再到汉赋、乐府、魏晋诗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和小说,绵绵不绝,起伏引人。之中更有更丰富无比的其他艺术如书法、绘画、音乐、传说、考证、史学等汇入,使得这条无比宽广的文化之河洋洋大观,精品数不胜数。

    暂时抛开其他的文化形式,仅以最为主要的思想文化主流而论,基本上是儒释道三学的相互交融,大放光彩。如果简单把构成中华文化主流之儒释道三学归纳一下,是为:本土所生的儒是求善的,以仁义为本,属于大众凡在具体为人处事方面的行为规则,由此而至崇高的道德境界;后来外入的释家则是求美的,是异城民族对生命本真至高真理的探究,有其最完整的理论体系,依其,可使人完善永恒;而源于本乡本土最早的道学则是求真的一门大智慧,大学问。它有一系列有机而完善的修炼体系,即道术,通过此,我们可以求证宇宙大道,获得人生真谛,明了是非真理。简单看来,好似儒学较低,只是讲述了一些如何做人,行为处事的礼仪和道理,而这正是我们这些私欲特重的人可以把握理解,一步步做到的。另外两学则高深莫测,玄而又玄,让人不可捉摸,让红尘中的凡生望而止步,有的甚至误读非常。

   人类这至高的三学都包含的丰富哲理,各有其妙,各有其道,在教化世人,探求宇宙终极真理方面各有不同的方法与途径,最后又殊途同归,合三为一,即均是对生命由最初之来至最终将去及中途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等等的详细解释。因为这一问题太过复杂,故不得不由各时各代的众多大师大德们去一一解答,于是,便有了汗牛充栋的佛经和浩如烟海的道藏。非常遗憾的是,世人却少有把它们一一品读,或精心品读。甚者还把它们简单地当作宗教去排斥反对。而对于那简单明了、与我们有切身体验的儒学,则读的最多,最细,最为反复,理解得也比较准确。这样一来,三门大学中,我们丢西瓜,抓芝麻,仅是理解了其中的一点皮毛,便去大肆解读古人系统而博大的思想智慧,其错误自然比比皆是,或有时甚至指鹿为马,颠倒是非。

    中国的文化史有一大特征,历来我们都是对层次较低的史学和文学特别感兴趣,而对高深的哲学则敬而远之,少有人去不懈地探究。特别是到了近现代期,因了西方科技的传入而把这些一概归入迷信、落后、腐朽之列而大加鞭挞。这不能不说是文明大国的一大缺憾。没有了哲学作高远深厚的基托,其文学又能走到多远?有人说,中国没有如西方国家那样正儿八经的哲学,一是没有哲学代表巨著,二是没有严密的哲学思想体系。其实这是错误的。中国人聪明,且思想成熟的太早了,而且一成熟就达到了人类认识的至高点,三言五语就把天地万物及人的种种复杂的关系解说得一清二楚,再无别要去怀疑研究了。明者自明,暗者再怎么教导也是对牛弹琴。需要的只是一心去修养,验证。所以,后代的明者便紧紧追随老祖宗的思想教导去行事为业。于是,文学长河里便波涛汹涌。这些无比丰富的智慧,在我们今天看来却都是封建迷信,一概排斥远离。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中华几千年文学的历史轨迹,看看那些为我们钦佩的众多文学大师们又是如何对待这些所谓的“迷信”的吧。

    第一位独立创作出惊人文学作品的是伟大诗人屈原,这位是人亦神的三闾大夫,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与天地直接问答的灵性化的文学大师,而不仅仅是一个爱国者。其原因是他的祖先是五帝之一的高阳帝(颛顼),父亲是祝融,他是伟大的神的儿子,天生便内外双美,灵华出众。故而他看不惯当时黑暗的社会,与世俗丝丝不相容。当遭遇不公时,便自然生发不满忧怨,对祖父发出一连串的疑问。也才有神奇的《离骚》问世。除此之外,更有《九歌》《天问》《招魂》这类带有浓厚宗教与神话色彩的优秀诗篇,其神采飞扬,文思超凡,让我们惊叹不已。出身巴蜀之地的一代大才子司马相如,一生对道学和神仙十分钟情,故而才有纵横天下,独步文坛的大赋《子虚赋》《上林赋》等横空出世。其中“子虚”和“乌有”两位先生的出现便是其道学思想的直接证明。魏晋时名盛一时的竹林七贤,无一例外是道家思想的典型代表,兰亭名士谢安、王羲之、王徽之、刘惔、王濛、支遁、孙绰、许询等更是内求玄心、洞见、妙赏之性,外现颖悟、旷达、真率之风,很是典型地代表了道家精和神术修炼的正统。怀安王刘义庆性简素,喜清静,是道学的忠实追随者,他的《世说新语》绝对是一部精美的短篇小说大集。史学家关内侯干宝终生酷爱升天入地的神仙,其《搜神记》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之集大成者。一生循道而为,率性而乐的道士陶渊明,开创了中华文学史上最为正统的道家式的田园诗风,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精神食粮。对陶诗很是推崇,创作出我国第一部古典文学批评名著《诗品》的作者钟嵘,重思理,精通《周易》,在道学的理论基础上,建立了“历史法批评”方法,提出了“真美”、 “ 穷情”、“自然”、“意余”等类文学创作观点,对后世影响极大。而在他之前,由佛学专家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更是融三家思想于一体的著名文学论著,他以孔子的中庸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的理与气,佛家的相和空,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认为在客观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先天地而生的“道”或“神”。这个“道”或“神”是决定客观世界一切变化的无形的、最终的依据。进而指出了文学创作中“神思”之重要,看到了文学的本质是生命自由灵性的想象活动,并对之作了生动的描绘。其精湛透辟、富于独创性的见解,使得它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周详而有严密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著。

    被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以孤篇压倒全唐”的大唐开山之作《春江花月夜》,便是用“春、江、花、月、夜”道家五行之象的完全组合,开创了大唐盛世文学之先河,其蕴含的人生和自然之景之理之美,恰恰是道家思想的艺术表现,故而能“孤篇横绝,竟为大家”,一千多年来使无数读者为之倾倒。从祖辈开始就特别喜爱佛法的诗佛王维,所写的大量山水田园诗,是文学史上最雅静淡泊优美的佛味田园诗。对道学坚信不二的顾况、李颀和曾正式出家入观做过道士的大诗人李白一样,都是才情高如天云的文学大家。本为道士出身的贺知章对天才李白一见如故,发出谪仙人的赞叹,得到了世人的认可。长年修佛的白居易知识渊博,才华出众,无人可比。即使如出身于“奉儒守官”世家,一生执著于儒家信徒的现实主义诗圣杜甫,也对佛家思想产生过特大兴趣,晚年曾经多次听人讲经说法。一代高才孟浩然一生都在依道而行,浪迹江湖,隐身山水,追求本真。茶圣陆羽从小长于寺院,一生安于道内,基本上处于隐居状态,故而精通佛理,应用道学理论,写出了著名的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其文笔与灵性绝不压于文学专家。原本对佛道不感兴趣的大文学家韩愈,在侄孙韩湘(八仙之一)的影响下,晚年也不得不对佛道里的深刻哲理开始思考,对生死轮回开始信奉。一代文豪柳宗元笃信佛教,精通佛学,其思想高远,后人难及。诗鬼李商隐把全部的思考投入到佛道中,借此来寄托自己的百般哀愁,同时将佛理禅意寓于诗文之中,诸多无题之作,均带有浓厚的梦幻色彩,与他精通并奉信行佛道有极大关系。贾岛早年投身佛门,做过僧人,法名无本。骆宾王晚年寄身寺院,常建、刘长卿、裴迪等人将佛学道识与儒学相融于一体,在文学创作上左右逢源,如鱼得水。因了这些众多灵足气华的非凡性命,唐朝的文学才得以独步天下,巨臂高举。

    行至宋代,儒释道三学较唐朝更呈现出无间隔的交融合一(唐朝出现过武宗灭佛之事,但武宗却常服丹药,宋朝对佛道儒没有任何的打压),于是,文学大家辈出,哲学思想共鼎。最为有名的数那位史上最有名的全能大才子苏轼,他所创作的最优秀诗篇则是他的思想由儒学转向佛道后诞生的,它们无一不是佛道儒三学思想的完美再现。如《赤壁赋》《后赤壁赋》《明月几时有》《定风波》等。还有那位与他齐名且同时代的执拗相公、一代名相王安石,与佛教的关系更是紧密,一生不断地、积极地从佛教中吸取各类精华来充实他的学术体系,终于使得他的思想在宋代乃至整个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晚年罢相退居金陵时,又以佛教作为自己心灵的抚慰,佛教成了他出世解脱的一种途径,作诗参禅成了他寂寞生涯的一种抚,诗歌创作上也取得了新的突破。开创了江西诗派,世称“苏黄”的又一个文学全才黄庭坚,号山谷道人,以佛学养心,以儒家立命,以道学安身,周游三学,书写诗文,成为后世标范。谢灵运认为,儒家学说以济世俗为职志,如要在心灵境界上获得提升,佛教才可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帮助。元朝大诗人元好问也说:“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真的禅与美的诗是融通的。因此而出现了大量的禅诗,心空澄澈,无挂无碍,诗意清远,读来让人心魂俱飞。如杜甫的《江亭》,神秀的《示法》,五祖的《清演开悟诗》,陈与义的《经夜坐诗》,曼殊的《本事诗》,弘一的《咏菊》等等,诗性灵空,意境妙绝,实为文坛之精品,养心之华玉。

     清代三百年前后涌现出来的诸多大文学家,从前期的黄宗羲、钱谦益、王夫之、到后来的方苞、刘鹗、袁枚、吴伟业、施耐庵、吴承恩、李汝珍、金圣叹、曹雪芹、蒲松龄等等,或是佛学喜好者,不时地从佛学里汲取丰富养份,或是道家的忠实修炼者,从中悟得心性之真,或是儒学大师,把天地之理,仁义之和,中庸之理全力宣扬,或是三学合一的大师级人物,以儒教为治世之学,佛教为治心之学,道教为治身之学,创造着完全属于自我的文学。他们殚精竭虑地探究人性之特征,苦寻自然之大道,精心阐释生命之源,全力讲述宇宙与人之种种迷团,凭着高超之艺术,丰厚之思想,深远之境界,多彩的情思与才华,创作出了一部又一部渗透了大量三家思想之精粹,震惊世人的精美作品,而荣登世界文学史册。

     待至民国以降,西学东渐,国学破废,那些盛行了千年无比丰厚的精神食粮,到我们今天却大都被冠以封建士大夫消极的人生观而给予全盘否认。除了个别清末遗留下的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章太炎、冯友兰、李叔同)外,新政权再没有培养出一个大师级文学之士。这不能不说与我们强力排斥佛道,降低儒学,破除四旧,一心提倡新学,将原本结合得非常有机的三教断然给予破裂有关。相比之下,为我们所奉行的在近代才生起的某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指导下创造出来的作品又是一些什么东西?有一部能进入中华历史文学名著的行列吗?仅借鉴了佛家一点皮毛理论的《生死疲劳》,就可获得当今世界最高的文学大奖,不是很好的明证吗?更可怕的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对往日大家们的作品进行着这样那样的曲解与否定。贻误后世,罪不可赦。

    我们不厌其烦列举以上诸多事例,并不是说佛道思想都是正确的,无一处不是,精通了它们就能创造出高水平的文学作品,而是想表明,这两大学问里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内容,它们对开启我们生命深处的大智慧,提高我们的思想道德境界,增加我们的艺术感受力等有着极大的关联。相反,如果只一味地奉信佛守道,不解其真谛,明其理,感受其诸法空相,整日焚香念经打坐,那只是一个虔诚的教徒而已,距离文学的距离还很远很远。

    优秀的文学是需要不断传承的,任何一种智慧的思想也不可能凭空而来。欲长其流,却绝塞其源。这样的傻事,我们干得很是起劲。所以,近现代文学的衰落定属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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