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的《证券日报》，以该报的例子算了一笔账：假如报社某员工月薪一万元，如给这位职工多应发100元，仅五险一金项下，报社就得多承担并上交43.5元人民币。也就是说这位职工多到手100元，扣除个人缴纳五险一金(按10.2%的税率)之后，再要上缴个人所得税(按20%的税率)，个人实际得到72元左右，上交政府28元左右。这样，政府部门就会以不同税费方式大概收走了71.5元左右。
    就常识而言，人们自然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职工多收入100元，税费就超过70元。人们的第一感觉是，中国税负过重---但专业人士或有不同的计算方法，甚至会以更为详实的数据，以说明中国的税负没有那么高，税费没有那么多...
    采信经济学家和国家统计局的一揽子数据还是比照现实的缴纳税费的实例？人们更相信后者，或者更习惯于用生活的体味来评价税费政策是否亲民。官方数据和民生感受的落差，本身就说明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出了问题，亟需得以纠正和解决。
    因而，官方机构，除了客观展示税费数据，还要多些人文关怀，即从加权、抽象的数字中走出来，做一些实际的、具体的税费加减法。
    税费加减法做得好，民生账就经得起民意的考问，最终赢得民意的支持，让公众产生纳税人的自豪感，而非陷入难以自拔的生活焦虑中。
    结构性减税，已经开始执行。小微企业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寒冬中，感受到了来自减税政策的暖意。而且，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也提高了，虽然未能深切民意诉求，也让工薪阶层享受到了减税带来的现实福祉。中央和地方减少各类行政收费，也减轻了企业和民众负担。
   科室，无论是结构性减税还是各类税费的降低（取消），基本上还是以行政主导的方式来进行。税费的加减法，基本是经经济精英设计，公权力认可，然后交由舆论象征性的征求意见，即可执行。在这一过程中，纳税人无法平等参与到税费加减的博弈中，其利益的增益与折损，基本上都是上面说了算。程序上的瑕疵，不仅无法把公民涵养成纳税人，实体上的后果就是公众感觉不公，总是觉得税费过高，税负难以承受。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譬如美国和日本，无论增税还是减税，都有可能引发政党政治长期乃至艰苦卓绝的博弈，舆论和民意也会全程介入，发出不同声音。美国刚刚经历的政府关门和债务危机，说到底还是税收的增减问题。法国征收富人税，也一石激起千层浪，导致该国富豪大亨纷纷移民海外。
    法国国家税收加减法的“乱”，其实蕴含着“治”，因为全程伴随着各阶层的利益博弈。道理越辩越明，利益博弈中见公平。所以，真正的纳税人权利与义务是平衡的，对于经过法治程序的税费，基本上不会有难以遏止的怨气，也不会有焦虑。
    中国税费的加减法，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震荡过程。有些税费要降下来才符合民生诉求，有些税种要增加才符合市场和公民的需要（如遗产税和房产税等），有些费用对生态文明起着调节作用，但无论是增还是减，都不能采取权力效率和精英定论的方式来进行，更不可以功利主义的财政职能来“劫民济国”。增与减，少不了民意的真正参与，公平是第一位的，效率应是此选项；增与减，也少不了法治程序的涵养。
    转型期中国，数据的好看与丑陋，国富的增长与萎缩，都不如民生现实的体验。如果公众总觉得税费太高，收入和支出倒挂，税费这笔账就该好高算一算，清一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