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独家授权发布的清华大学《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将研究主体定位在了比省级财政更为细化的市政府：据当前可获得信息最近、最完整的2010年数据显示，81个市政府，达到全国财政透明平均水平的仅43%。即使将平均水平作为及格线，多数市政府“不及格”；如果按照“60分及格”的标准，则仅有7个城市过线，及格率仅为8.6%。（12日《中国经济周刊》）
    政府财政不透明，其实算不得稀罕事。这两年的“两会”，总理政府报告要求各级政府财政公开，尤其是“三公”消费公开，社会舆论也纷纷跟进，对政府公开予以监督。可实际执行却是差强人意，因此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大部分不及格也就见怪不怪了。这折射了中国传统的官场文化。
    传统中国，是家天下，没有公共行政的概念。即使到了现时代，传统的人治观念也不可能从官场上摒弃祛除。人治，最大的特点是一个人或一群人拍板决策，秉承的是权力至上的原则，而缺乏权利的全程博弈与监督。在此情形下，公共财政当然也会权力意志所左右，成为其政绩工程的辅助手段，公共财政往往得不到善用而是擅用。擅用，无论从过程和目的，都和财政透明隔膜绝缘。因此，传统官场文化的逻辑就是讳莫如深晦暗模糊，和透明财政不相兼容。
    当然，市场经济、法治进程和多元化的民意倒逼，使得传统的官场文化，不得不向公共行政转型。但是，公权力要实现这种转型正义，即升华为服务型、责任型和阳光型政府，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所以，尽管2007年发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了“阳光政府”的信息公开要求：“凡是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都要向社会公开。”但是，各城各市依然还是不愿公开、不敢公开、不屑公开。
    公共财政，既不涉密，也无关个人隐私，政府“三不”公开，除了传统官场文化熏染的权力倨傲，就是恐怕有权力的“隐私”，而这也最是公众所诟病的。《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表明，在财政公开的信息中，政府更愿意公开预算，而不是决算。而对于预算外花销，81个市政府无一公开。而决算和预算外花销，恰恰是公众最想知道的，因为这里面体现了政府是如何花钱用钱，用得是不是合乎情理法度。
    对于国人而言，财政透明与否是攸关民生的首要大事。据统计，2011年，政府财政收入总额高达10万亿，国家财富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与之鲜明对比的是，2011年是民生极端困扰的一年，传统的收入分配不均难以消弭，通货膨胀又严酷来袭，国富民穷严重降低了中国现代化的品质，并制约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人们纠结的是，超过10万亿的国富如何反哺民生？人们更困扰的是，这10万亿公帑有多少是用在民生又有多少为权力“三公消费”掉了。如果一分一厘都公开出来，让民众明明白白，政府公信力就会加强。而财政不透明的结果就是，“三公消费”出现多个版本，让政府说不清道不白，使得政府公信力大大丧失。
    公生明廉生威，中国自古都明白权力施政的朴素道理。公共行政的核心是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的透明直接体现着公共权力的廉明与威信。从人治时代的官场文化中走出来，锤炼透明公开的公共行政文化，是公权力实现转型正义的必由之路。

本文刊于13日山西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