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金庸先生将自己耗资千万建成的西子湖畔“云松书舍”捐赠给杭州市人民政府。但时过多年，记者近日接到投诉，反映云松书舍已经改为高档会所。主楼“松风明月楼”楼上楼下每天中午和晚上各设两席，最低消费每人500元起，加上酒水，每餐动辄上万元。（31日《扬子晚报》）
    金庸“金大侠”捐赠给杭州市府的“云松书社”摇身变成了高档会所，引来一片舆论声讨。初看上去，这事儿做得的确忒功利，该骂。金大侠的“云松书社”本来的目的是“以供藏书写作和文人雅集之用”的文化场所，充溢的是一片冰心的文艺雅致。可这地儿异化为最低消费每人500元的高档餐馆，朱门酒肉的臭折煞了文化的清宁。
    不过细品这一波波道德挞伐的声浪，越是文化卫道的纯粹，反而显得这骂声太“绝对真理”，以至于不由人辩证地发出些不同的杂音了。“金大侠”现在被看成是文化人，可时间回溯到上个世纪乃至他担任北大、华师大等中国名校的名誉教授时，乃至他2009年成为中国作协副主席时，舆论反而不认为他是正统的文化人。武侠小说家的影像开始荡漾在不少精英人士的心海里，于是诘问：这么一个人够得上作协副主席和教授的文化吗？
    所以，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的词儿。其内涵和外延，不仅在个人眼里意蕴不同，而且还常常变成被人劫持的招牌或虎皮，不时地拿来作为舆论的利剑或盾牌。所以，不要说文化，尤其是众人不要集体无意识或有意识地汇聚成文化的呐喊，声音过大了就有些欺人了。
    再回到金庸的“云松书社”，他建社的目的未必是传统文人理解的文化，而是他大侠意味的文化。不消问，看“云松书社”的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14字抽象的是金庸《笑傲江湖》等14部武侠小说的意味。因此，“云松书舍”的所谓文化，是豪放不羁的侠客文化，而非酸腐读书人“子乎者也”考据训诂和掉书袋的文化，更非权力资本人士附庸风雅玩论坛搞所谓研究的文化场所。
    就此而言，“云松书舍”与其成为体制内精英人士谈经论道的禁脔，还不如变成用金钱即可赎买消费的大众俗文化场所。谁说吃不是文化，食文化不也是有些人津津乐道引经论典得吗？！500元的最低消费也罢，更高价格的消费门槛也好，只要按照市场原则办事，卖得安心食得淡定。况且，这里的菜品都和金庸的武侠小说有关，譬如黄蓉戏七公等等。这也算是对“金大侠”武侠文化的发扬光大吧。
    最让人喷饭的是，众人皆为“云松书社”鸣不平，义愤填膺地道德高蹈，可人家“金大侠”就是缄默不语。这一场骂战，变成了“皇帝不急太监急”。一位叫做潘耀明的金庸好友认为，“既然这个书舍已经捐赠出去了，以我对金庸先生的了解，他不会对此事多说什么的，但他心里应该不会高兴，因为他捐赠的初衷，是为了推广文化发展”。而金庸的儿子则强调不知道“这个新闻”，而且“暂时没这个打算”（告诉乃父）
    金庸“不高兴”是人之常情，“金大侠”的缄默却是“绝顶聪明”---捐出去的书社泼出去的水，人家怎么用干我何事？
    最重要的是，多管闲事的国内舆情根本不知，从金庸1942年进入《东南日报》始，他一生都在报社打拼，兼写武侠小说。他可不是淡看“孔方兄”的传统文人，而是深谙市场之道的报人作家。搞不好，人家金庸还乐得“云松书舍”变成高档会所呢。当然，笔者这么揣摩“金大侠”的心思似有诛心之嫌，可舆论汹汹把金庸文化无限上纲，岂不是更可畏的“捧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