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27日郑州晚报、长江商报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25日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表示，明年将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同时推进税收制度改革。明年，中国将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适时扩大从价计征范围；认真总结房产税改革试点经验，稳步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稳步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作为明年完善结构性减税的一项重要内容，谢旭人指出，明年我国将降低部分进口商品关税，增加能源资源产品、先进设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26日《中国证券报》）
    谢部长讲了那么多，通俗而言，就是中国税制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亟需结构上的改革，在此基础上的减税才有意义。中国税制的结构性不合理，可用“宏观税负”和“税收负担痛苦指数”来形容。据《人民日报》（2010年8月24日）数字，2007年至2009年，我国宏观税负分别为24%、24.7%和25.4%，不仅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按照《福布斯》杂志提供的“税收负担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的“痛苦指数”仅次于美国。
    舆论也好，公众也罢，恐怕更相信后者的说法。而这，也恰恰证明了中国税制的结构性不合理。因为公众所关心的税负，主要是直接税，譬如个人收入所得税，减一分就觉得实惠，增一分就意味着痛苦。正也正是公众对个税调整异常关心的主因。但目前我国的税种，直接税比例不高，间接税收入在总的税收规模里占了过半比例。间接税不直接向民众征收，但恰恰是无处不在的间接税（如增值税）提高了宏观税负。
    中央推行结构性减税政策算是开对了药方。既然是结构性减税，就是牵一发动全身的系统性大动作，即如谢部长所言的一揽子税改计划。不过，民众所关心的可能没有那么宏观，他们所期待是现实生活的改观：收入增加一些，物价便宜一些，税费少交一些，看病上学少花一些，等等。
    因此，结构性减税的关键还是民生为先，而且减税的效果还要让民生现实可感。在此情势下，所谓的结构性减税就不能太笼统，而要尽量细化量化，让公众可预期。譬如，在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上，就要给予公众职工工资增长多少，并如何固化下来的承诺；在财政补助规模上，也要有量化指标， 在房价、物价的调控手段以及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方面的保障性上，也有有所交代。当然，在医保社保等公共投入方面，也是如此。今年个税起征点提高幅度虽然离民众期待还有相当距离，但是公众记住了这一政策的好，因为公众切实感受到了减税的好处。
    相反，如果来年的结构性减税看起来很美，但只有路线图，却没有细化可行的时间节点和量化指标，这样的政策红利就是纸面上的，公众希望越多失望越大。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财政倾向民生的补贴与转移，以及结构性的减税，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也是关键所在。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关键在于公共权力的行政力是否到位。好的政策下来了，若执行不到位，政策红利也会大打折扣，以今年9月1日个税调整为例，有些地方的税务部门在执行新规上不够积极。同样的，以抑制房市泡沫的房市宏调政策在各地也被选择性执行。
    结构性减税，必然会带来权力与民生的利益博弈，没有权力自觉自律的执行，民生权利恐怕难得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