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华商报、时代商报、深圳商报、华西都市报
3月18日,老子圣像在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揭幕。老子圣像高28米,重60吨,为紫铜锻造贴金,总投资2588万元。函谷关是老子著述《道德经》之处,也是我国历史上建置最早的雄关要塞,目前已建成为一个融军事文化和老子文化为一体的人文景区。(20日《中新网》)
纪念老子是好事,给老子塑像、贴金,若出于纯粹的目的,未尝不可。但是,在各地争抢历史文化名人的情境下,这样纪念就充满了功利浮躁气息。流俗的说法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可是,这戏唱得多了,就充溢着功利的泡沫意味,公众眼见了心烦,隐忍者难保不会腹诽,口快者就会讨伐。我看,贴金的老子就是功利文化的典型符号。
除了河南灵宝的圣像贴金,安徽涡阳也举办了老子2582的诞辰纪念。19日《新安晚报》给力的报道是:海内外文化学者专家等600多名嘉宾今天齐聚涡阳,纪念这位先贤。此外,新闻还透露,涡阳县总投资10亿元的“老子文化生态园”项目已经启动,一期工程在建,预计3到5年完成。显然的,两地PK的意味很是昭彰。前者是以雕像贴金的方式,标树老子的偶像崇拜,打造老子出函谷关的文化符号;后者以学者齐聚为由头,营造老子故里的正统地位。但不管贴金也好,巨资打造人文景区也罢,其终究目的都是为了发展和政绩。所谓文化,不过是道具罢了。
老子着实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文化名人。其于中国文化史、哲学史的意义,古今学者都有极深邃的论述。老子《道德经》所深蕴的,固然是朴拙的辩证法,但其智慧内核,却有着超越时空的永恒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老庄的出世淡然哲学和儒家的修齐治平达到了中庸协和之势,即如“居庙堂之高”和“处江湖之远”、达和穷等,已经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中。在此情境下,让老子存在于学术中,让其在文化史和哲学史中存续永恒,足矣。当然,原生态的老子文化遗迹,民间传说,出土文物等,可在专家的指导下,进行有序和符合文化原则的前提下善加保护。
所以,保护不是放大民间传说,更非某地某人的基于现实功利的争夺,更不是用修建贴金的偶像或以老子故里的方式,进行既成事实的老子文化强占。更可怕的是,公权介入老子文化的争夺战,不惜动用公共财政来达到政绩增量的目的。如果是这样,根本不是出于传承、保护老子文化的目的,而是用实用主义来污染老子文化。这样的行政作为,就既不“道”也不“德”,是对老子经典内核的反动与颠覆。
笔者不才,不妨弄斧下老子其人及《道德经》由来。先说老子的家乡,安徽涡阳不过是其假说之一。《庄子.天运》篇云:“孔子行年五十有一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庚桑楚》则谓“北居畏垒之山”;《寓言》篇:“阳子居南之沛,...,至于梁而遇老子。”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认为老聃家乡难定,似乎也援引老子居于南方沛县人之说。现代人认为,老子籍贯,有六种说法。既然老子家乡未定,那就是中国的老子,无论安徽涡阳还是其他地方,争老子家乡,就没有意义;搞老子旅游项目,就难掩伪文化品性。
再说老子过关,也有散关和函谷关之说。钱穆先生在其所著《庄老通辨》中强调,孔子时代尚无函谷关说法,直到秦人在桃林之塞设关才有函谷关之说。不惟如此,在钱穆先生看来,连《老子》的成书年代也晚于《庄子》。对于五千言的《道德经》,钱先生认为成书于战国晚期。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基本上佐证了钱先生的说法。
如果说老子出函谷关存疑,函谷关的老子贴金塑像,也就失去了文化和历史的“信”和“实”意义。这个贴金的现代偶像,也只能是现代人凭空臆造的面子工程。
加载中,请稍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