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变‘首堵’，房子又贵得出奇，这北京真是没法住了。”近两个月，北京已有过两次全城大堵车，其中一次不过是下点小雨，却导致全市140多条主要线路拥堵达数小时，许多市民为此抱怨。（11月25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在《大城市能否宜居？》中，特别关注特大型城市集中暴发的“城市病”：交通拥堵之外，房价高企、生活成本提高、空气污染、无处不在的噪音……以至于人们还是逃离“北上广”。
    特大城市不宜居，不惟中国如此，任何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会遭遇到，如墨西哥城的拥堵与污染，如约翰内斯堡的治安，如圣保罗的贫民窟。不同的是，当后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社会治理的文明化和法治化、内化为城市气质的时候，中国城市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依然等同于城市化的初级阶段。
    在此语境之下，城市规模的聚集扩大，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成为必然。而与此同时，外来人口的无序进入，以及户口制度的制约，使城市居民的权利处境极不平衡，社会保障难以眷顾到每一个人。因此，“北上广”等特大城市，除了外化的“城市病”，更大的顽疾还在于城市文明的程度极低，城市居民被隔膜为不对等不公平的几个等级。相较于城市环境的整治，城市品质的提升更为困难。
    遗憾的是，从中国城市治理的情况看，却是有病乱投医。最突出的，就是户口制度。一本不同颜色的小本本，在城乡之间隔膜起难以逾越的楚河汉界，这道鸿沟的此案与彼岸，不单单是身份的区别，还有权利上的极不对等。这一制度一搞就是几十年，现在虽然松动，有些地方甚至统一了城市户口，但是也只是做到了身份上的对等，在权利的实质分配上并无本质的不同。尤其是“北上广”这些特大城市，入户不仅要耗费昂贵的赎买代价，而且还设置了学历上的高门槛。这些城市的治理者以及民意代表，基于易于管理或本地福利的考虑，还在提高限制外地人流入的壁垒。
    越是治理上的堵，越是挡不住“北漂”、“沪游”的人潮。这也违逆着市场经济时代人员自由流动的规律。也许由于户口制度的明松暗紧，也许因为老旧城市治理的思维，人满为患给北上广带来极大的压力，这些压力缓释到人居、交通、就业、治安等等层面，就变成了多维的城市病。
    最显性的就是中国城市的市面监管思路。由于城乡二元架构的原因，外地人涌入城市谋生的多了，尤其是乡下人，他们在城市孤独无依，没有得到城市治理者的眷顾，只能游离于城市边缘自主谋生。作为“走鬼”的一群，他们游走于大街通衢、市井巷陌，以摊贩作为不得已的生存方式。他们的存在却成为城管存在的社会基础，城管城管，一群身份模糊的执法者，基于城市决策者的授权，有一股难以遏止的倨傲，对城市最弱势的群体难以避免地滥权，从而导致了中国城市不太和谐的场景，媒体常常见诸城管和摊贩们发生冲突的消息。而人们无一例外的，对城管发出谴责的声音。
    还有城市房价，“北上广”已经成为中国高房价的象征，其房价之高，可与发达国家的都市相比。富人的豪宅生活与穷人的蜗居体验，不仅成为中国城市的典型矛盾，而且成为大众文化演绎的素材。吊诡的是，中央房市宏调政策组合拳打来打去，这些城市的房价依然难以撼动。媒体见，依然广而告之着浮华诱人的房市信息，牛气哄哄的开发商们则优哉游哉地忽悠着公众，和宏调政策唱着反调...最新统计，“北上广”今年卖地依然过千亿，房价要跌下来，难比上青天。当城市成为富人的天堂和投机者逐利的渊薮，城市的平民化色彩自然小米殆尽，安居自然成了难以企及的梦想。
    不安居，难宜居！中国城市的城市病，病根出在贪大求全上，病症表现在乏平民性上...而疗治该病，还是要在人文性下功夫，提升城市治理的文明化和公共性。否则，中国城市病不仅难以痊愈，还会蔓延至所有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