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层的高楼到处都有，但窝在城中村中、由村民集资建造就颇为罕见了。西安南郊北山门村五组组织建造的这幢23层建筑被网络称为“最牛民房”，虽然它没有相关审批手续，但用不了一个月就要竣工了。（7月11日《华商报》）
    那么高的违规建筑，窝在西安的城中村中，很不协调。违规建筑没有大小之分，违规的内涵是一样的，都是要整改和强拆的。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显然是和城市治理者叫板。如何整改，是否强拆，考验着西安市的执行力。不过，评价这一事件，却不单纯是严格执法的问题。透过这幢“史上最高”的违规建筑，在现实中国的民意语境下，却可以解读出相当丰富和复杂的社会信息。
    首当其冲，这个城中村的一个比村组织还要基层的“五组”为何要建这幢大楼？答案很清楚，村民没有宅基地，又买不起商品房。此言道出了中国城市的普遍尴尬---城郊乡村被扩张的城市所蚕食，被包围成城中村。但这样的“村”虽然在地缘上变成了城市，但在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上却享受不到城市的平权待遇。他们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其赖以生存的手段就是卖地。但是当其未被纳入城市规划的视野时，所谓的城中村和贫民窟并无二致。
    所以，与其说这幢大楼是“史上最高”违建，还不如说是当地村民自我改善居住条件的无奈之举。这种无奈既折射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也体现了房价高企的现实，更昭示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治理的难题。一句话，这是当下中国城市病的典型症状。如果说，这些困扰城市治理和市民的症状没有根治，城市不成之为人文和谐的系统，而施以严苛的法治惩治，只会使失衡的城市系统变得更加糟糕。因此，高耸在古城西安的那幢违规建筑，是考验城市管理者的一个民生符号。如何消弭这一违规的标本，又能很好地让城中村的居民实现安居，就看古城领导的智慧和执行力了。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不久前，古城西安制定了颇有雄心的未来十年的城市规划，欲将该市构建为国际化大都市。甚至具体到“2015年，一半市民能认500个繁体汉字和会说900句英语，既要诵读唐诗、宋词，也要诵读歌德、普希金”，符合“国际化大都市市民人文素养培育”的要求。
    雄心可嘉，却引来舆论一片诟病。也许古城会觉得不解，但这幢“史上最高”违建从正反两个方面给出了最贴切的答案。正面言之，西安市在城市规划、城市治理、城中村改造、城市市民权利待遇层面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城市硬件软件还不那么尽如人意。反面而论，市民素养和文明程度还有待提高。毕竟，在法治社会，公民处境无论如何不堪无奈，也不能突破法治底线，违法自利。
    这也道出了一句实话，西安古城最亟需的，既非怀旧秦汉帝国已逝的辉煌，也非勾画“国际化大都市”的梦想，而是立足现实，从城市治理、城建规划、公民素养等方面涵养和谐的城市气质和文化，为转型期的中国提供一个和谐城市的标本。如果古城西安能够做到这些，就足以让人尊重了。否则，和“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比拼硬实力，争夺所谓的“国际化大都市”的虚名，有些自不量力。
    “史上最高”违建，但愿能让古城西安清醒过来，摒弃难以企及的虚荣，经略现实民生，让城市气质和城市文化充满民本气质，城市文明程度和法治水平自然就会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