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南京大报恩寺佛顶骨舍利盛世重光系列活动将在栖霞寺隆重举行。在108位高僧的见证下，世界上唯一的佛顶舍利（台湾星云法师语）和感应舍利露出真容。据悉，南京将重建大报恩寺予以永世供奉。佛顶舍利重光，也破解了一系列千古之谜。
    南京七宝阿育王塔的发现过程，就是一个剥茧抽丝的破解历史文化迷雾的过程。
    出土该塔的地宫就是一个不解之谜。早先考古人员是拟对南京大报恩寺的地宫进行考古发掘，南京大报恩寺据传是明成祖朱棣为其朝鲜籍生母所敕造。然而有心栽柳的考古人员却无意得花，发现了不属于大报恩寺的惊世铁函和七宝塔。史学泰斗蒋赞初教授认为，该处遗址有四个地宫，一个是最早的阿育王塔地宫，两个是梁武帝复建塔时的南朝长干寺地宫，再一个就是至今没找到的明成祖朱棣建的大报恩寺地宫。事实证明，这个地宫属于宋代长干寺，因为包围铁函的石板上有一块写着“金陵长干寺”字样。长干寺始建于东晋，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改为天禧寺。由于地宫内出土的铜钱属于宋代，这说明该地宫最后一次瘗埋时，当属于宋真宗天禧二年前的事情。这就排除了该地宫属于大报恩寺的推断。
    考古学家已经论定，这座塔的制造地在扬州，制造时间为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但是疑惑又来了，如此高规格的七宝阿育王塔究竟是民间奉养还是皇家供奉？据悉，宋真宗祥符年间，长干寺地下的佛祖舍利常常显灵。为此，真宗敕命重新整修长干名寺，并在寺内放置9层“圣感舍利塔”。就此论证，七宝阿育王塔具有皇家供奉的特点，但是出土的实际情况却大异其趣。因为从铁函内发现的文字看，供奉着却是来自民间，供奉人的名字都是稀松平常的“三哥”、“四郎”、“大娘”等。而且，在塔基上还发现了“皇帝万岁”等字，更说明这座七宝阿育王塔的民间属性。
    铁函、宝塔断代为宋，是经当时的皇帝总真宗批准，供奉人为民间人士，算是解开了宝塔修造的时间和供奉人的难题。不过，既然是宋代敕造，七宝阿育王宝塔又何以描摹南北朝时代的瘗埋习惯？五代以前，佛塔舍利瘗埋极其奢靡，南北朝时就有“九重锦绣”包裹舍利和供奉物的习惯，唐代达到高峰，不惟皇家供奉如此，即便是达官显贵也是以锦绣多重包裹供奉宝塔。南朝宋梁武帝事佛极笃，就常常用“九重锦绣”包裹重要的佛家圣物。
    此外，再看南京七宝阿育王塔的遗迹用途。
    南京七宝阿育王塔，外有一层石函，内附两层铁函，贴塔身的则是以锦绣包裹，似乎符合梁武帝时的瘗埋习惯。而据见戴俊英《中国古代的舍利的瘗埋制度》介绍，宋代舍利塔基的考古发现足有十余处，舍利宝函除头层石函外，内里多为各种材料的函盒、瓶子或佛塔、佛像等，内含金银棺椁的很是少见。
    这种不合宋代舍利瘗埋礼制的做法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南朝长干时金陵长干寺已是香火很旺之地，加之梁武帝好佛推动，长干寺才传承到宋。从南朝梁到五代末，这里的地宫瘗埋物应该很珍贵而且很丰厚，要不然该处舍利也不会在宋真宗时显灵。熟悉历史的人们都晓得，宋真宗本人信道胜于信佛，但是这个皇帝特别迷信，其在位时就制造了天降祥瑞和天书封禅的闹剧。联想到长干寺整修是在此处舍利显灵之后，并在大中祥符（大搞迷信祥瑞而得年号）年间整修该寺，敕造七宝塔。笔者以为这处宝塔极有可能是金陵民间人士以讨好宋真宗而以南朝宗教礼制来瘗埋的，在当时看来，也许这是一出伪托宗教的政绩讨好工程。
    最重要的就是南京七宝阿育王塔的出土文物。在铁函出土之时，考古学家却发现这样的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感应舍利十颗”“佛顶真骨”“诸圣舍利”“金棺银椁”和“七宝阿育王塔”等。
    有段时间，很多佛教界人士并不希望打开“金棺银椁”。譬如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汪海波先生就认为，打开无非是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或成为功利化的经济凭借。
    不过，既然陕西法门寺有过打开的前例，而且事实证明不仅毫无不妥，而且佛指舍利成为世界佛教界的盛事。如今，大宝恩寺佛顶舍利和感恩舍利重光，堪为佛界另一大盛事。毕竟，世上所存佛舍利并不多，除了北京八大处灵光寺的一颗佛牙舍利、斯里兰卡一颗佛牙舍利，法门寺的指骨舍利，就是南京大报恩寺的佛顶舍利了。
    佛顶舍利“盛世重光”，关于瘗买地宫的俗世之谜就显得无足轻重。因为，有此佛骨舍利，不仅确认南京在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比肩西安、北京两大古都），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意义。毕竟，6月12日是世界文化遗产日，佛顶舍利为全人类奉上了一份文化大礼。当然，人们也期望，南京不要把佛顶舍利当成摇钱树，那就失去了重光的神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