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老虎”案审结一周年之际，陕西“周老虎”风波中涉虎人的生活状态究竟如何？他们是否已经从那场影响深远的诚信危机中走了出来？近日，记者重返陕西，目击后华南虎时期周老虎事件中的若干当事人最真实的生存状态。（12月29日《郑州晚报》）
    一年前，卷入“周老虎”风波中的要角们判刑的判刑，丢官的丢官，可以说是因虎得祸，让人唏嘘。一年后，华南虎假照片的炮制者，农民周正龙盖起了“在整个镇坪县城都独一无二”的“洋楼”，村民预估耗资20万；同为假照版权“共有人”的镇坪县原经贸局局长谢坤元，在判贪污罪后被免于刑事处罚，而今成为腊肉厂的老板；被处分的镇坪县原林业局局长覃大鹏不上班但正常领工资；唯一被开除公职的县林业局职工李骞，妻子从农民摇身一变为城里的幼儿园老师，有人称这是对李骞变相的“补偿”。可以说，这帮人反而是因虎得福了。
    福兮祸兮的辩证法，被这些人身体力行地演绎到极致，使已经划上句号的“周老虎”事件，又发酵出娱乐剩余价值和延烧出社会讽喻效应。不过，如此讽刺闹剧的结尾，颠覆了常态的社会价值观，使“周老虎”的反面标本意义更为典型。
    此前，公众对于造假的农民周正龙，无论如何还多了一些同情，至多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为他不过是个在前台竭力表演的道具木偶，后面导演和提线操纵的是当地一众“官们”。可是，官司过后的周正龙，赌气式建起了洋楼，不知气从何来？如果是向幕后的操纵者发泄，个性鲜明的他应在法庭上坦诚这起造假闹剧的所有细节，更应该向媒体公开整起事件的始末。不要忘了，这个狡黠的农民并不缺舆论表达的机会，而且他有着超越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舆论公关能力。但事件期间他讳莫如深，不仅为己讳，而且为官讳，足显此人是坚持将“造假”进行到底的，而且他很谙熟利用潜规则的生存之道。
    可见，公众不惮以恶意去揣测周正龙，他其实是向乡民、乃至整个社会示威---造假怎么了，我照样盖洋楼。如是，那就很可笑了，说明他并未意识到造假愚弄社会的严重性，有些破罐破摔的意味。人们更容易联想，在其修建洋楼的20万巨款里，到底有多少来自媒体的采访费？讽刺的是，周正龙被判刑2年6个月，缓期3年，只判罚款2千元，缓刑期间如此嚣张，不客气地讲，周正龙更像是个刁民。
    如果从那些涉案官们的境遇来看，周正龙的显摆之刁似乎又不算什么了。因为一个刁民的张扬使气，不过是给社会增加了一些娱乐的谈资；而被处分乃至刑责的官员们则在官场潜规则的护佑下，即使没有了官的名分，丢了权力或可以经商，或可以吃空饷，再不济的小办事员被褫夺了公职，自己的老婆也可以得到变相的“补偿”。相比周正龙的公开嚣张，这些大大小小的官们可以说是没事偷着乐。也许周正龙更嚣张，但涉虎案的官们则更为狡诈。
    悲哀的是，无论周正龙也好，犯事的官员也罢，他们并没有虎案的罪错而倒霉，而是日子变得更为惬意，凸显在这些人的背后，有更大的权力网在迁就和保护他们。因此，因“虎”得福的反常现象也就有了谜底，就像人们一直没有中断的怀疑那样，也许在“周老虎”事件中，周正龙和小官们只是充当了被断尾的可怜角色。因此而求生的权力，才对虎案中的一帮人多了些姑息和眷顾。如果不是这个逻辑，谁能给出这些造假者“幸福生活着”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