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相当部分的病人认为要给医生送红包，我自己家人看病，也会来问我要不要给医生送红包！”9月7日下午，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出席广东科协论坛指出，在市场机制的刺激下，医务人员的人文精神开始沦落。（9月8日《南方都市报》）
    钟南山是谁？他可是大名鼎鼎的工程院院士，是当年疗治“非典”的明星级名医。连他的家人看病时，都要问一问他“要不要给医生送红包！”可见“看病送红包”绝非个别现象，而是存在于医疗卫生单位的通病。而且，这种“病患”并非小恙，而是病入膏肓的痼疾，使身处其中的医务人员大面积感染，人文精神深度沦落。
    更为尴尬的，是患者为了自身和家人的健康，不得不被动适应病态的医疗环境，采用奉送红包的方式赎买放心和安心。异化的医患关系，构成了畸形的社会文化，弥漫于庸常的生活空间，固化为一种惯性的社会生态。
    也正因为如此，普罗大众才会有“久入鲍鱼之市，不闻其臭”的麻痹。由于医院人文精神的沦落是普遍的，由于奉送红包的现象是常态的，所以对个别医疗卫生单位和人员的道德批判，根本改变不了红包肆行的怪现状。同样，像钟南山院士等一干洁身自好从不收受红包的“良医”也无法起到“活血化瘀”涤荡医院不良风气的作用。
    消弭“红包”恶俗，先要找到病根，那就是医疗市场的过度市场化。当医疗机构成为市场牟利的主体时，其身负的普救众生的人道主义责任自然消弭无形；由公共政策规范和公共财政奥援的公共服务职能也就悄然而逝。不要说一个机构，就是一个人，当褪掉其应有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耻感以后，也会变成纯粹生物意义上的人，潜藏于其心底和灵魂深处的“恶”就会被激活。显然，就是医疗市场化催生了医疗机构的“恶”。因为在没有财政投入的情况下，医疗机构只能搏击市场，向市场要效益。
    而和医疗机构发生市场关系的，无非是药企、医疗器械商和他们的代理商。当医疗单位和这些上游企业形成甲方乙方的市场关系时，其实已经构成了抱团取暖的特殊利益群体。他们饥渴的逐利欲望，一股脑发泄向患者，让患者为其市场化生存埋单。于是产生了药（器材）企及其代理商以医（院）养药（器材）、医院以药养医、患者陷入“看病难、看病贵”漩涡的窘境。
    当药和医、医和患关系被市场化摧残腐蚀的时候，药和医之间难免存在着回扣盛行、商业贿赂等等情事；这种恶俗传导至医患关系那里，就会产生要钱不要命、给钱才治病的“红包”现象。医疗市场越是无度，红包现象愈是普遍。就像钟南山院士所分析的那样，医生收红包也有思想沉沦的过程，一开始会觉得别扭，后来就觉得很自然，最后不收红包反而不自然了。
    钟南山院士的“红包论”点出了当前医疗机构人文精神沦落的病根，也为救赎人文精神沦落的医疗机构开出了药方。那就是，改变医疗市场化的生存之道，加大财政投入，恢复医疗机构的社会公用性质，重建和谐的医患伦理关系。而这，又和已经起步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紧密相关。所以，正本清源的良药，其实众人皆知，那就是机制重建和体制更新。

本文刊于9月9日西安晚报、时代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