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11.2%，农村居民增8.1％。在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在上半年都超过了GDP。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上半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增8.1％。尽管上半年的居民收入数据很乐观，但是此前调研发现，居民心理却显现出矛盾。央行此前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城镇居民当期收入感受指数为-8.6%，比1季度大幅下降20个百分点，是1999年开展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也不乐观，并认为物价较高的消费者有所增多。（7月28日《新京报》）
    官方统计是全国居民收入增长超过两位数，而且超过了GDP增长的速度。另一方面却是公众感受不到收入增加的幸福感，反而大多认为物价较高。这种数字化财富增收，显然在民众眼里变成了乌托邦式的幸福生活。
    乌托邦的幸福生活只是虚幻的想象，现实的幸福生活则是看不得见摸得着的。所以，现实的幸福表现表现于公众荷包里的票子多起来，存折里的数字增起来，吃穿住用的消费多起来。这样的物质化生存才会让公众觉得满足，这才是小康人家的幸福主旋。事实上并非如此，金融危机以来，公民心理上的安全感陡然降低，因为每个人都面临着职业上的危机感。同时，降薪的窘迫也最大限度地弥漫于各个阶层。
    与此同时，危机时代人们并未享受到低物价的好处，反而备感物价上升的压力。尤其是近几个月来，菜篮子、米袋子、油瓶子似乎又重回通胀时代，连番涨价，让人不堪其扰。尤进者，房市、股市两大市场又现出诱惑普罗大众的投机泡沫，招引并诱惑着公众脆弱而又彷徨的投资神经。不得不跟随投机主力深度介入两个市场的泡沫化生存。一旦进入，纵然获得投机财富，对公众而言也是被套牢而不能兑现的虚拟数字财富，但是稍有不慎极有可能成为房奴和股奴。
    所以，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民众，由于没有了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信心。人们感到不幸福的主因还是财产性收入的捉襟见肘。据调查，城乡居民不幸福的原因依次为：住房条件差、家人或亲戚朋友下岗、工作状况不如意、健康、儿女教育、知机能培训。这些不幸福的生活要素涵盖了城乡居民衣食住行的全部，也直指中国社会结构性矛盾的软肋：由于维系居民基本生活保障的老旧机制不合时宜，新的政策架构处于更新而无法稳定为为良性机制，引发了居民对现实生活的不确定感和对未来生活的不安全感。
    这种萦绕在中国社会的焦虑情绪反过来又影响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如基于对医疗卫生制度和劳动保障制度的担心，中国居民习惯以储蓄作为自我保险项，储蓄率过高则凝滞国内市场消费。因为金融危机而实行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又导致储蓄利率下降，这又造成了居民储蓄的收益减少。金融危机之前，国内房价高企，造成一大批“房奴”；金融危机以降，房市价格并未见明显降低，居民安居依然是个梦想。
    惠及全民的医保制度刚刚发布政策文本，要化为现实的福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老龄社会的迫降，教育开支的增加，大学生就业无门的困惑，这些都是全民性的社会难题。
    正因为没有人怀疑官方数据的真实性，反而曝露出当前中国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残酷现实来。中国的基尼基数在08年达到0.47，远超0.4的警戒线，这一数字超过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中国的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居民收入差距高达32倍。在中国缺乏中产阶级稳定收入阶层的中和下，中国在岗职工工资增长数据的公信力就大打折扣。也就是说，平均工资增长就像彩票的中奖率，虽然彩票的发行者宣称平均中奖率高，但这样的平均中奖率往往是一注大奖稀释而来的，彩民们若紧盯彩票率而投注，显然缺乏理智。更重要的是，中国还有大量结构性的失业者和流动性的失业大军。如果将这部分人群融入到在岗人员基数里作为分母，工资总量和平均工资的增长对生活质量的参考意义会更加弱化。
    现实生活是庸常而又实际的。因此，普罗大众的幸福生活不是浪漫主义的想象和写在文本上的数字游戏，它需要一个丰裕的物质化社会系统作为基础，更需要一个均贫富的阶层生态系统作为支撑，更需要一个平权机制下的法治治理机构去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