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规定指出，在七种情形下，将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如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工作失职，导致重大事故；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不作为等。问责最重的处罚为直接免职。

对党政领导干部进行问责，其实是「一直进行时」。不过，通过制度化的举措，以党纪条规的形式具体规范问责当政领导干部的具体情形，还是第一次。因此，《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虽然属于「暂行」但也有十足的现实意义。尤其实行问责的那七种情形，对党政领导干部而言是一种严厉的规范和制约，给权利擅用和滥用设置了紧箍咒；而对于公众权利而言，权力敬畏于法律规章，在制度化的范畴内有序运行，权利也就能够得以保全。这就是权力和权利的辩证关系。

考虑决策成本

众所周知，绝对的权力导致腐败，也导致公共质量下降和公共财政滥用，公众应该享受到的各种权利和福利就会打折。对党政干部实施问责，是通过威慑和事后救济的制度手段倒逼权力科学决策和依法行政，不要踰越法治底线。这种问责的倒逼如果得以认真落实，对党政干部的威慑力是巨大的。因为党政干部也要考虑决策和问责的成本，譬如在决策失误和直接免职间权衡利弊。

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问责权力的规定，公众也获得了监督权力的权利。如果发生符合对官员问责的情形，公众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向权力发出问责的呐喊，使权力承担应负之责。事实证明，在此规定之前，公众即可通过多元的公共舆论对失察的权力实施有力的监督，使滥权者丢掉乌纱帽。有了这一规定，公众的监督权更是如虎添翼，使那些失范的权力难逃失察之责。

由于问责权力规定了明确了情形，什么样的行为承担何种责任非常清楚，如大错大责、小错小责、无错无责等。这对党政干部很公平，对平抑民众不满也有帮助。更重要的是，这个规定问责的范围设定的是党政领导干部，而非单纯的行政官员。这应该是个突破，因为在以往的行政问责中，行政官员往往首当其冲，而党的领导干部却安然无事。这很不公平，也很让公众不解，毕竟同级别的党政干部，在出现决策失误的时候应该共同担责。党政一体担责，才能体现执政党的负责任，也让公众明白何谓执政为民的现实内涵。

倾听民众声音

当前，中国社会处于多元的社会转型期。在此语境下，各种利益矛盾都浮出了水面，公众对党政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执法素养和公共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务之急，就是党政领导干部要倾听民众的声音，尊重公众的各种权利。如果党政领导干部决策失当、随意擅权或侵犯公众权利，公众会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如果权力处置不当，甚至会发生不可预料的公共事件。

细心的人会发现，在问责涉及的七种情形中，其中就有：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这就增加了问责权力的现实主义色彩。因为近年来，各地群体事件和突发性事件多有发生，而责任追究往往溯及小民，当地党政领导却将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事实上，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群体事件都难以剥离「官逼民反」的要素。因此，追究群体事件中官员的责任，符合民意期待。

对党政领导干部进行问责，也是确保权力善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有效方式。因此，这一规定可能不仅仅停留于纸面之上，如果说权力对此漠然处之，以为这不过是众多规定中的一个，稍有差池，就会被问责。

不过，单凭这一规定是无法彻底解决权力擅用的。这样的党纪条规，要和现实的法律制度形成无缝对接的问责网络，形成系统化的合力。而且，如何问责，问责以后的权力如何启用，如何规避问责流于形式，如何保证公众对问责权力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切实发挥公众权利的作用，依然是个值得斟酌的课题。

本文刊于7月18日香港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