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日再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草案同时规定，“对公民采取拘留、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6月23日《新京报》）
    这一草案，扩大了国家赔偿的范围，有助于维护公民合法权益，警醒执法者依法行政，慎用权力。修法本意符合民意期待，符合法治正义的精神。但是，国家赔偿除了扩大范围，更要提高赔偿标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4月9日的说法，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全国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数额，今年国家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时，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每日的赔偿金为111.99元，比上年增加12.68元。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办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国家赔偿案件时按照这一标准执行。（见4月10日《新京报》）
    这个提高后的国家赔偿标准，依然很低。按照这一标准，一个公民被剥夺自由权3个月，国家赔偿不过万元。如此之低的国家赔偿标准，只能是象征性地救济公民权益。这么一点补偿，和无价的自由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即便是弥补公民的经济损失，每天111.99元的补偿标准也存在着不合理的因素。公民权益是抽象的概念，是不能量化平均的具体数字，又岂可用平均收入的数字标准用补偿？且不说“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是否能够反映职工收入的真实水平，关键是这个标准无论在内涵和外延上都不适于作为“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也就是说，在公民正常的人身自由状态下，每个公民都可能获得这样的收入标准。然而失去人身自由的公民，失去的不仅仅是这个标准的货币收入，还有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伤害，而这个伤害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除此之外，还有社会评价的降低。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公民人身自由权的损失是远远大于那个赔偿标准的。
    更重要的是，太低的国家赔偿标准，意味着太低的侵权成本。而侵权者又往往掌控着权力和财力，侵权成本过低将会造成违法者的有恃无恐，无法体现国家赔偿法的威慑性。国家赔偿的目的，只是无奈和必要的救济，而非法治设定的目的，立法的终极理性还是要杜绝侵权行为。
    所以，我们在国家赔偿修法层面，不能止于修修补补，除了扩大国家赔偿的范围，更要在赔偿标准上大幅提高，让全民权利变成不可打折的天价，让执法者从灵魂深处对权利敬畏，不敢违法。试想，无端侵害公民人身自由权十天，就要赔偿上百万、千万，谁还敢去贸然违法侵权？
    在这点上，美国的司法实践可以宝鉴。我们常常在美国电影中看到，当一个人蒙受不白之冤而身陷囹圄时，当一个人的人身自由因为执法或司法者的疏失而遭受损害时，受害者最终得到的国家赔偿往往是天价的。不惟美国，成熟的法治国家莫不如是，因为通过立法途径将侵权成本提升至天价，在法治理性层面更符合人身自由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

本文刊于6月24日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