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17日晶报，有删节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出通知，要求鼓励高校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就业，对企业招用非本地户籍的普通高校专科以上毕业生，各地城市应取消落户限制，不过直辖市仍按有关规定执行。(2月16日《广州日报》）
    城市依然是吸纳就业的市场主体，中小城市对于大中专毕业生的落户向来就不是问题。难就难在，一二线城市对于毕业生落户设置了各自的准入门槛，导致了毕业生无法落户就业城市，并衍生成为权利不对等的民生难题，形成了“北漂”、“沪漂”等特殊的城市边缘群体。所以，越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直辖市，大学生落户越亟待解决；越是像广州、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毕业生落户才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这些城市的户口限制，已经不仅仅是制约就业的问题，还是复杂的社会民生课题。据悉，今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势十分严峻，市场需要消化的应往届毕业生几乎有800万之巨，还有1.3亿进程务工者的“抢食”。
    取消专科以上的毕业生落户限制，是国务院促进大学生就业的一项善政举措。该善政无疑撬动了体制痼疾的要穴，具有消解二元城乡对立的户籍制度的作用。但要取得实效，关键是各大城市的落实情况，即执行力的问题。
    遗憾的是，直辖市不在这次取消落户限制的城市之列，这就削弱了该惠政的现实意义。因为高校毕业生最心向往之的就是落户直辖市这样的大城市。尤其北京、上海，凝聚了太多无根的“漂流一族”，京沪落户政策不破冰，这个通知设定的“各地城市”就失去了意义，反而凸显京沪在户口制度上的特权，而京、沪本来应该起到取消落户限制的垂范效应。京、沪享有体制特权，广州、深圳和其他热点一线城市也会效而仿之，消极以对，执行力就大打折扣。在此情势下，国务院通知就不能起到令行禁止，如此善政则会异化为公文旅行，文件文本上规定的善政内涵随着各行政层级的传导而流失殆尽，起不到改善毕业生就业和破解户口限制的作用。
    对中国所有的城市而言，都面临着看似无法调和的矛盾----一是人口迅即增长而带来的城市管理压力，一是面临着城市化的趋势。而对于京、沪等一线城市，人口膨胀的压力似乎更重，因此坚守户口准入就成为城市管理者不变的选择。但是，户口制度不仅没能阻遏住外来人口的涌入，反而造成了城市管理的更大难题。常驻和赞助的人为分野，权利和保障的事实不平等，给城市带来了更多治安和民生的困扰，也影响了这些城市的文明程度和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也正因为如此，上海市日前已经自觉地在探索放宽落户限制的“户籍新政”，即根据在上海居住的年数，参加社会保险、依法纳税的状况，以及具有的专业技能和职称等基本指标进行“转正”申请。看得出，虽然这样的落户政策充满着城市管理的利己性选择，而且带有精英型准入的属性，但毕竟在城市准入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不过，在金融危机的情势下，在大学生就业刻不容缓的情况下，在户籍制度改革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的前提下，那种给予一线城市管理者户籍特权、允许其进行蜗牛式改革的试验已经不合时宜，国家主导下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不应再缓行，而应该彻底放开，施行城乡一体化的休克疗法。而最应该走上手术台的，不是二三线城市，而是京、沪、穗这样的大都市。须知，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际化大都市，都没有户口的羁绊，而是采取兼容并包的开放姿态。中国的一线城市，要想成为全球化的国际大都市，首先要有拥抱民众自有迁入给予平权待遇的胸怀。更何况，国家给予一线城市大专以上的高校毕业生，这些城市更没有理由将这些人才拒之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