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1月23日新京报

    过去17年，从未有一位河北邯郸市长能够任满5年，邯郸市长成了名符其实的走马灯。党政领导对于地方发展举足轻重，领导频繁调换，在地区发展规划延续上就可能出问题；前任官员定的项目，继任者往往搁置另起炉灶；官员调任越频繁，“胡子工程”越多。市民认为，这是邯郸发展滞后重要原因之一。（1月22日《时代周报》）
    过去17年，没有一位市长在邯郸能够任满5年；最近10年，邯郸市长更像是走马灯，10年换了8任市长。这种市长调任频繁的“邯郸现象”其实在其他地方也很普遍。中国市长协会曾对中国的661个城市中随机抽样调查了150个城市，目标选取对象是这些城市的市长2002年到2006年的任期。其中更换了一次市长的城市有92个，占61.3%；更换了两次的有38个城市，占25.3%；一直在做没有更换的占13.3%，只有20个城市。因此，解读这一现象，决不能局促于邯郸一地予以褒贬，而应从更为宏大的公共治理空间去审视。而破解这一现象的举措就是落实好官员任期制。
    对于官员任期，并非无法可循，而是有明确的法治规定。《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下称“组织法”）规定，一届市长任期应为5年；而《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下称“规定”）则规定，党政领导职务每个任期为5年，而且“党政领导干部在任期内应当保持稳定”。显然，“邯郸现象”和法规党规都是不吻合的，造成这种境况的原因就是官员任期制没有很好地落实。说到底，还是公共治理结构和行政层级缺乏法治品质所致。
    因为从市场走马灯式的轮换看，并非市长自己说了算，其实都是上级调动的结果，这就造成了一种明显的权力运行的瑕疵。市长向谁负责？是向选举他的同级人大，还是上级，抑或是两者兼具，这个问题是否清晰才是问题的关键。然而从“邯郸现象”看，市长成为上级随意调动的对象，造成了任命市长的同级人大的尴尬。一句话，权力最终占了上风，法治自然也就相对贬值了。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国情也决定了党管干部的原则，担当权力发生主导作用时，党的条例也失去了效应。
    故而，要落实好官员任期制，还在于权力的慎独自律，而且是自上而下的权力自律，即严格遵守“组织法”和“规定”，让下级依法依规完成任期。如此上行下效，才能确保行政层级的有序和稳定，使权力在纵横两个层面都能沿着法治的轨道前行。才能使市长们能够静下心来，掌握一地实际情况和理性决策，确保政策的延续性，发挥出稳定的执行力，造福一方。
    依法治国不只是一个动听的口号，而是一个实践过程。而实践的先锋和主体，当是权力的自觉自律和身体力行，在权力的垂范下，公民权利才能得以最大限度的保全，才能涵养公民社会的法治素养。
    市长，既是一个行政职务，也是融合权力、权利和法治的象征符号。让市长依法行政，找准负责对象，让其依法履职履责，才能释放出应有的公共执行力。“邯郸现象”，则是市长的法治职责被贸然阻断的一个反向标本，应该按照法治的要求予以矫正，按照制度的规范予以纠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