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12月20日大河报
   
    近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生向记者反映，他们从未申请办理过工商银行信用卡，但在当地工商银行查询发现，自己名下平白无故多出一张信用卡。中国广播网(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官方网站)记者前往西安调查采访，发现共有一万多学生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校方冒用信息办理了信用卡。此事被学生戏称为“西电卡门事件”。（12月19日《信息时报》）
    这起事件不在于学生们娱乐化的解读，而在于采访记者和相关当事人的交锋。即该校宣传部长所谓“要占领天涯，占领你们所有得到信息的渠道。叫门卫把她扣下来！我今天要做一个轰动全国的事情！来！我要做一个轰动全国的事情！”这些言辞通过媒体表达出来，传递给公众的就是这位宣传部长的牛气冲天和不可一世，使受众自然得出“最牛宣传部长”的价值判断来。
    如果仅止于此，那位宣传部长就会成为舆论批驳的公共靶子，立刻淹没于被口诛笔伐的口水中。此人即可声名狼藉，甚至会被单位处罚。以群体性的詈骂对付一个人的狂妄无知，仅仅是为了发泄怨气将其声名搞臭，那就不是善意地治病救人，而是恶意的语言暴力了。对于报道“最牛宣传部长”的媒体言，也并非仅仅是树起来这个反面典型，而是向公众传递更为客观理性的信息。
    这起事件的症结在于，一是学校对大学生私权的侵犯，在不经过学生授权许可的情况下，集体打包提供给金融机构，这是较为典型的泄露个人信息的行为。二是银行违反操作程序，在学生本人不到场的情况下，强行办卡，违规追求业绩。学校和银行之所以一拍即合，联合违规，是因为双方存在着利益关系。
    更深一步讲，学校随意处置学生的个人信息，曝露的一种惯性的认识误区，而这个认识误区不独这家高校所独有，而可能渗透于我们的文化和传统中。这个传统的潜台词就是，只要你属于某个集体，个人的利益就必须全部或部分地服从集体利益。也正因为如此，学校对于泄露学生的身份证信息才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妥，才会导致“最牛宣传部长”的恼羞成怒。而恰恰是因为这种惯性的认识误区，被侵权的学生们也只是表达出无奈和惊诧，至多是将此侵权事件戏谑化，而不会想到集体拿起法律武器去维权。在学生们的潜意识里，也默认了自己的权利和学校权利的“利益攸关”关系。
    吊诡的是，学校和银行是更深层次的“利益攸关”关系，如双方存在着长期的信贷合作等。在银行系统众所周知的信用行发行任务的压力之下，学校只不过是为关系单位两肋插刀了一回。客观地说，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也这样为银行里工作的朋友“义气”过。
    笔者强调这两种利益关系，并非为学校和银行开脱责任，而是在阐述我们社会普遍存在的某些潜规则或颟顸的价值判断。而只有打破这些潜规则和认知误区，才能避免“最牛宣传部长”的骄横之气，才能杜绝私人信息被堂而皇之泄露散播。而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骂人，而是法治。试想，如果有一部《个人信息保护法》，谁还敢恣意妄为地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