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26日美国侨报

中国未来两年将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约合5860美元）扩大内需的消息一出，各地方政府就急组“跑部大队”直进北京，以期多要项目和财政支持。

　　地方政府的热情可以理解，但如果他们都以“跑”的方式向中央要钱，显然是一种人治关系学的庸俗实践，更背离法治基准。

　　

中国加大投资激活内需市场的举措是战略性的，是基于经济全局来考量，中央财政的投入和转移是一个理性的政策决策过程。各地政府如果是为了要钱而要钱，甚至不惜动用人海战术和庸俗的人际关系学“跑部”，好的战略布局就会被投机策略所置换，异化为财政紊乱，导致分配不公，造成“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甚至“多吃多占”的局面。中国刺激内需的计划得不到落实，反而会造成新的区域失衡。

　　事实上，这4万亿就是要打通全国市场，不留局部利益死角。所以，分配这块大蛋糕，亟须构建一个国家层面的公平机制。

　　这个机制应具有法治基础和制度理性，然后通过公平的政策设计来实现。一方面，各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下一层级，无论是公共管理还是经济管理，无论是财政预算还是投资设计，依法行政是基本职责。另一方面，这4万亿并非全部由中央财政投入，而是中央和地方的按比例分摊，确切讲主要是以地方财政为主。中央的投入是有限的，只能照顾到在建或已立项的国家重点工程、民生工程、灾区重建以及适当向中西部贫弱地区倾斜。这些都可以通过立法和政策宣示让公众有清醒的认知。因此，这4万亿从中央层面亟须分解、细化，然后通过立法和制度规范予以公开，公开带来公平、细化带来可操作性，法治和制度化带来分配流程的畅通和利益博弈的均衡。

　　这个机制还应具有侧重性和指导性。侧重是指国家财政应以弥补经济发展的短板（地域、城乡差别）为主。东部发达地区已融入全球市场，多年来已形成较好的市场基础。要刺激内需，中央财政的投入主要是提升这些地区的研发能力，导引企业转型升级。关键则是靠地方财政去实现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而中西部和农村地区面临城乡市场一体化重任，但中央财政并非输血，主要的投资和内需挖掘仍然需要地方财政来实现。

　　所谓指导，即以国家层面的规范促使地方的投资计划符合实际，有所节制。近日各地投资计划似有急躁冒进的迹象。据统计，目前各省一级的投资总额已近18万亿元人民币。如此规模的投资计划，是否具有可行性，是否做过理性分析，起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地方政府向社会公开。

　　没有规制的投资计划，要么是向中央要钱，要么是难以兑现的纸上谈兵。节制是美德，也是让人信赖的公共执行力，否则就是好大喜功和浮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