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5月6日郑州晚报

 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称，与CPI直接挂钩硬性推动工资上涨，会造成职工名义工资普遍增长、物价上涨更多、职工实际工资并无增长甚至萎缩的局面，导致形成“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 (5月5日《人民日报》）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工资伴随着CPI增长，确实存在着倒逼型的通货膨胀。其实不用专家学术化的解读---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普通百姓也晓得加息增资已经预示着通胀成为完成时。但普通民众并非经济学专家，作为体制内最庸常的一群，他们关心的就是民生的质量是否提高，生活的成本是否高企到不堪忍受的地步。所以，民众渴望工资挂钩CPI，渴慕工资涨幅和CPI处于同步，应该是最淳朴最真切的民生呐喊。作为决策者和宏观调控的部门，应该体恤民众呼声的无奈和体察这种呼声的言外之意。
    在2007年之前，CPI还只是经济学家的专有术语，公众根本不晓得CPI为何物。只是由于去年CPI一路走高，方被公众知悉，CPI和日常生活消费的价格高企紧密相联，才知道CPI是反应通胀的重要指标。故而才会有常识性判断，要维持民生基本生活质量，CPI增高，工资水平也要增高。事实上，这是民生应对通胀不得已的期望，在民众的远景里，其实更希望决策者平抑物价，让持续20多年的低物价时代进行到底。虽然低物价时代使民生质量呈现出“小康不足温饱有余”的态势，但百姓生活处于殷实和丰足中，公众心理上也有一定的满足感。
    值得一提的是，高CPI时代，并非工资没有长，而是比任何时候涨得都快。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2年以来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年增幅都在10%以上，不仅大大高于CPI的增幅，甚至超过GDP增幅。其中2007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24932元，较上年增长18%，工资无疑大幅超越了CPI增幅。扣除平均工资数字化的偏差，工资增幅水平最起码也和CPI持平。但遗憾的是，基层民生不仅没有感受到增资的利好，反而觉得生活愈加窘迫，物价愈加难以忍受。这说明，普通百姓也深知增资绝非疗治高物价的灵丹妙药。明知增资药方不灵，百姓依然期待增资，这种无奈的呐喊给予决策者更高的执政期待。也正因为如此，民生越是引颈呼吁高工资时代的来临，就越说明宏观调控的效果除了偏差。须知，增印钞票和多发工资都是饮鸩止渴的自我安慰，不过一个是政府的，一个是民众的。
    当前的困窘在于，决策者和经济学家一方面声称工资和CPI挂钩会造成“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但又不得不多以增资；民众明知提高工资会加剧物价攀升，却有不得不一个劲地呼吁增资幅度和CPI同步。这两种矛盾的心理使通胀变成了螺旋上升的怪圈模型，交迫着市场的信心和煎熬着民生的期待。
    低物价时代不可能再来，尤其在人民币升值和中国人均GDP到达3000美元的拐点后。跨入现代化门槛同时迎接高物价时代，是所有发达国家都曾经经历和付出的现代化代价。中国博弈与全球化的大国棋局中，拿来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当然也必须直面高物价时代即将来临的挑战。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高物价构建于不太成熟的市场机制之上，社会阶层的分化伴随着财产性收入的极不公平。是少数新富者阶层站在金字塔顶端和众多低收入阶层压抑其下的不稳定社会结构。也就是说，是由于初次分配过重效率不重公平的惯性所致。这种惯性导致了国富重于民富、20%的新富者阶层拥有的财富总量相当于80%的普通民众拥有财富的总和。在此情势下，平均工资增幅失去了考察民生的实际意义，而物价上涨的生活苦辛实际上却有普通民众来品尝。
    所以，解决这种财富倒挂的尴尬，工资不在于平均性的普涨，而在于通过政策设计去给予低收入阶层现实的补贴。这样才能使普通民众和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缩小，使普通民众不怕高物价的侵袭。当然，对低收入阶层进行补贴，并非是行政命令式的杀富济贫和重走平均主义的老路。而是通过财税的、法治的、金融、慈善的系列联动，使社会财富形成法治和市场语境下的合理流动。当然，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极其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