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治安太恶劣了！”昨天，有“明星委员”之称的省政协常委孟浩来到深圳火车站蹲点“抓小偷”。据称，春节期间孟浩本人路过火车站地铁出口时被偷走6000元。（2月25日《新快报》）
    这是一个有趣但又折射深刻社会内涵的消息。说其有趣，是因为有着政协常委之尊的孟浩有些“不务正业”，毕竟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才是其应有的政治使命；说其折射深刻社会内涵，是因为深圳火车站的治安情况确乎不容乐观，偷窃现象很是普遍。更重要的是，监控摄像头在这里成了摆设，也没有看见警示乘客注意财物安全的标语。除了看见一两名警察路过，但却发现有10多名‘可疑分子’长时间潜伏走动。难怪孟常委慨叹：“这里的治安很恶劣，太过分啦！我在广州搭了这么多年车，都从未遇到过这种状况。”就此而言，政协常委的“不务正业”恰恰有了积极的公共意义，榨出了该地域治安管理的盲点，反衬了执法人员管理失责的事实。
    由于地、铁管理体制的不相兼容，各地火车站区域向为治安管理的死角。因而火车站区域往往成为不法分子游荡作案的乐土，乘客们则是其黑手染指的受害者。孟常委的蹲点抓偷不过是再次重申了火车站区域的治安管理难题。无论是地方公安，还是铁路公安，都是人们公安，都肩负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公共职责。所以，火车站区域出现治安死角和空挡，且不问管辖区域的扯皮，总有一个公共担责者。按照公共管理学的基本原则，公民权利至高无上不可侵犯。若公民权利受损而找不到担责的管理者，相关管理者要共同担责。
    政协常委的“不务正业”也讽喻了一个庸常的公共事实——既然一个非专业的人士即可在深圳火车站发现那么多的治安盲点，观察到如许多的“可疑人士”，那专业的治安管理人员更应该法眼如炬，对本地非典型的治安环境有深切了解。透辟治安风险而不作为，深谙管理隐患而不堵漏，显然是执法失范的渎职行为。所以，从政协常委蹲点抓偷的“不务正业”可以得出无可争辩的逻辑结果----当地治安管理机关才是真正的不务正业。
    政协委员作为民意代表，不仅具有体察民情、上传民生民声之权，也有监督公共权力之责，更有通过政协会议和组织参加讨论地方重大事务，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孟常委将他亲自了解到的信息反映给有关领导，应该是应尽之责。
    不过，既然火车站区域的治安状况糟糕到“秃子头上的虱子”，可以说当地治安管理部门的执法品质和公共执行力已经到了十分低下的地步。如果说，当地治安管理环境的改善非要靠政协委员的监督，和更高层级的行政官员的命令督办才能解决的话，依然无法让公众满意。因为缺乏自觉自省的执法素养，其执行力就缺乏长效性和机制性，其执法行为的公共效果就是短期暂时的。
    政协常委的“不务正业”对复杂区域的治安管理也有普适的警示作用。深圳火车站地区的乱象是一个浓缩的标本，基本反映了全国火车站的治安状况。孟常委发现了问题，其他地区火车站治安管理部门也应有敏感的自我联想：反省自己管辖的区域是否也有管理空挡和死角，是否也有技术监控实效和实际监管缺位，是否也有“不法人士”悍然游荡于执法者的眼皮之下？就此而言，政协常委的“不务正业”不单是深圳火车站的治安管理之忧，也让其他地区的治安管理者羞赧。

（刊发于2月26日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