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8日扬子晚报
    
    众所瞩目的“医改报告”昨天终于揭开面纱，卫生部部长陈竺特别提到的“逐步取消以药补医机制”，更让百姓对医改充满期待。陈竺是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作上述表态的，这也是“医改报告”首次高规格出现在我国最高权力机关。到2010年在全国将初步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框架，到2020年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12月27日《新闻晨报》）
    新“医改报告”让人期待，可是人们至为关注的则是陈部长言及的两个关键点：一是降低药价，斩断医院以药养医脐带；二是适当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在当前物价涨升一片的民生状况下，人们更为关注的是现实生态。药价降了，固然有益民生，能够缓解公众看病贵的难题，可是医疗服务价格上涨，似乎又对冲了药品降价的益处。一升一降之间，医院的利益并未有什么损失，公众的利益却是实实在在地损亏。难怪公众有“拆东墙，补西墙”的质疑。
    从朴素的民生意愿看，人们不单是希望人人看得起病，更希望花最少的钱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的健康权。所以，在新的医改方案确定医疗卫生机构继续“公益”和基本医疗“政府指导”之后，人们希望医院从迷失的经济人回归公益人的角色中道，放弃市场化的逐利欲望。而且，既然政府给予其“公益”身份，其生存就要以公共财政来进行奉养。在此情势下，所谓的“以药养医”也就成了没有意义的伪命题。这种身份的厘清，是政府和医院的双边事物，和患者无关。同理，既然是财政挹注的“公益”身份，医院医疗卫生服务的涨价问题，同样要有政府来界定，来管理。如果医院果真亏损，可以通过公共财政的补贴去补漏。所以，公益身份的医院是是物权将公共事业的成本摊薄到患者身上的。
    吊诡的是，囿于公共财政的窘迫，医药利益链条的尾大不掉，新的医改方案在各方利益博弈的棋局上中庸妥协而成，从而使医院兼有“公益”和市场的矛盾身份，而新的医疗体制又实行“两步走”。在新旧体制的调整期，医院会就会拥有两种身份的自由裁量权，从而使患者已然陷入“看病贵”的尴尬中。即使到了2020年之后，覆盖城乡居民的依然是“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国家埋单的无非是些小病小殃，得了大病重病，不仅转院程序繁杂，而且依然要按照比例自掏腰包。如果新体制给予医院提高医疗卫生价格的自由裁量，医院就可以堂而皇之地通吃国家和患者。
    更重要的是，在老体制左右下的“看病难”问题，药费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更多来自医院漫无目的的各项医疗检查和化验。不知道医疗服务价格是不是包括这些部分。果如是，那将是患者的灾难。
    新的医改，自2005年启动始，一波三折，但民意始终处于弱势，并未进入实质博弈的平台。尤其这个已经进入最高权力机关的报告，也没有经历民意拷问的听证过程。所以，一旦公众听闻有利于医院的“涨”声，自然发出呐喊的声音。
    政府推动医改的善意值得肯定，但新的医改要尽量做到契合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