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伞售价130元，商贩称只要买了这种“城管监制”的伞，就可以在街头摆摊。这就是虞城县商贩所称的“保护伞”。（12月24日《河南商报》）
    “保护伞”在通常意义上是个抽象的隐语，隐含着权力或权威给予某些全体特殊的超越正常规则的眷顾。如警匪勾结，就是警方给黑恶势力遮蔽了“保护伞”；如官商的权钱交换，就是权力给予非法商人以“保护伞”。总之，“保护伞”是个为人不齿的贬义词。河南禹城的“保护伞”，既充满了无限讽刺，又让人无限同情。
    讽刺者，因为当地城管确实创意无限，无意利用了实物的伞，进行权力物化的明码标价，使得抽象的“保护伞”实质名归，完成了权力公开寻租，招人赎买的现代寓言；同情者，是因为当地商贩并无赎买“保护伞”特权的意愿，乃是基于被迫和无奈的普遍行为。也就是说，商贩们的合法权利被嗜利的权力豪夺和勒索了。所以，“保护伞”对冲了现代社会的法治原则，成了滥用权力谋私的象征。
    蒙昧的中世纪时代，教会曾以上帝的名义，蛊惑强逼人们购买所谓的“免罪符”，神权的强梁虚伪可见一斑。对比禹城城管斥卖的“保护伞”，实质上和虚妄的“免罪符”并无二致。由于权力的滥用，其施惠的特权被无限摊薄。当满街都是“保护伞”时，其附着的特权早以无限贬值，买到的特权也就成为一句虚妄的承诺。禹城“保护伞”最终失去效应，是权力异化的必然结果。
    尽管当地城管将售卖“保护伞”的行为诿过于广告公司，实则是欲盖弥彰的权力谎言。因为公共权力所承担的责任笃定而又明确，就是直接和管理者形成法治基础上的对等关系。在权力和权利之间，既不需要多余的第三方，也不需要金钱的介入。如果阳光下的公共治理无端经过市场中介，形成权力---中介----金钱---权利的复杂流程，其中必然有利益的流动，作为最低端的被管理者，必然会成为这个复杂流程的最终奉养者，权利打折，经济亏赴，是难以回避的结局。所以，不管是当地城管直接向当地商贩们售卖“保护伞”，或者是通过广告公司这样的中介去推销，都推卸不了权力滥用和主导这场闹剧的终极责任。
    当大众媒体将此事件推倒民意曝光台上的时候，权力的诿过、辩解、推卸责任不仅无法自洁，反而显得缺乏自省，没有担当。讳疾忌医的权力，总摆脱不了人治偏狭，也无法提升公共治理的执行力。
    法治社会，市场经济，权力的函数不是任意延伸没有节制的直线，而是从一个节点无限延伸的射线。那个节点，就是法律的临界，权力没有权利突破法律的临界点。也就是说，权力法定，权力有限，如果说权力真有无限自由的话，那就是依法管理基础上的服务无限。
    这起荒唐的“保护伞”事件并不单纯，除了折射尾大不掉的普遍的城管违法治理难题，也隐喻了基层权力缺乏刚性制约的流弊。基层权力，直接和民众权利相交接，其法治素养和治理能力更应该契合民意才好。尤其城管，在城市化浪潮所致的城乡边际模糊，城市管理纷乱复杂的情势下，更要避免两种极端式的无序执法模式：一是强力驱赶，二是牟利式管理。两种权力的滥用都会造成民意的反弹和社会基础的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