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燕赵都市报、东方早报（节选）
    昨天，“中国控烟履约高层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专家一致通过并签署了“政府以身作则，共创无烟环境”的倡议书，呼吁国家机关各部委带头禁烟。据介绍，我国目前有3.5亿“烟民”，每年死于烟草相关疾病的人数约为100万。我国还有约5.4亿不吸烟的人群正在遭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有1.8亿。（12月16日《京华时报》）
    禁烟是个永远的全球性话题，吸引有害健康也早已成为中国的全民共识。即便是烟草行业，也正在和国际接轨，除了标示“吸烟有害健康”的警示语外，上海还将于2009年度在沪产香烟上印记更为形象的骷髅头标识。从政府层面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中国已生效两年，距离公约要求的实现100%室内无烟还有三年时间。所以，陈竺部长倡议国家部委带头禁烟就不仅仅蕴含着决策者率先垂范的意义，还旨在将已经初步形成的“全民禁烟”的公共意识升华到法治规范和全民行为的自觉遵守层面。
    陈部长的倡议用心良苦，但是真要实现消弭烟害的公共健康目标又何其难哉。因为禁烟是个二元悖反的矛盾课题，说其简单，孩子都能给出答案：禁止烟草生产；说其复杂，则是国民经济和全民健康长期博弈的利益过程。所以，世界上任何国家，在禁烟问题上往往都陷入公共舆论导向的下的“禁”和又允许烟草行业市场生存的尴尬情景。政府的法治触角往往是尽最大可能地将公共空间设定为无烟区，同时以健康劝导和道德宣教的方式引导民众自觉戒绝香烟。中国作为后起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摆脱不了这种消弭公共烟害的全球化模式。而且，中国烟草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更使得决策者在经济发展和公共健康的取舍中左右为难。
    据统计，从1994年到1997年，烟草行业上交国家利税基本上维持在550-1000亿元之间，上交国家利税占国家财政收入比例维持在10%以上；从1999年-2006年，烟草行业上交利税千亿之上，2006年更接近2500亿元，占国家财政收入在8%左右。这组数据透露出两层信息：一是烟草行业确乎是国家财政的摇钱树；二是烟草行业虽利润逐年增加，但占中央财政的比例却有走低趋势。前者说明，烟草行业的经济人角色举足轻重；后者表明，国家可以因势利导淡化烟草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烟草行业的垄断高工资也为国家调整烟草行业提供了民意基础，因此有步骤对烟草行业进行整合、精简、分流，最大限度地稀释烟草行业的经济人作用，这样才能使香烟和健康的博弈天平倾向于后者。
    当然，淡化烟草行业的经济角色还要看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和公众禁烟的自觉性。从宏观层面而言，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强化政府责任意识完善国民健康政策的设想。其实，国民健康政策不单指医疗卫生保障制度的构建，更是涵盖全社会全时空的大健康概念。此外，以损害人的健康为代价的烟草行业也不符合又好又快的发展理念。所以，政府主导的限制烟草行业发展的产业政策是消弭公共烟害的主体，是从生产源头上最大限度地堵绝烟害。
    此外，国家通过财税、法治、舆论监督、公共场所仅限等立体防控烟措施，则是从经营环节阻断烟草的最终消费。拟议中的新广告法增加严禁烟草广告的内容，就是一项让烟草行业备受挫折的法治规范，使其公共效应大打折扣。说到底，就是通过产业政策调整、法治规范、消费限制、烟民自觉等给烟草行业发展戴上多重镣铐，是以国家主导和公共参与的方式使其渐进萎缩，最终实现烟草行业退出经济舞台和公共空间。
    当然，50万烟草职工是调整烟草产业的一大难题。可是，相较于13亿的人的健康和每年烟害致死的100万烟民，他们的岗位调整就不仅仅是必然担承的代价，也是就业上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