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西安晚报

    投资近百万元修建了厂房，却没想到当地国土部门认定其使用的土地审批表系工作人员涂改伪造的。遭此变故，原本身家上百万的他陷入窘迫中，妻子因此离家出走。11月21日，王兴海带着7岁的儿子走上贵阳街头，希望将儿子送给好心人收养。面对记者，这个中年汉子痛哭不已，一再声称，此举是为了不耽误儿子，实属无奈。（11月24日《贵州都市报》）
    送子悲剧让人同情，送子闹剧则是可笑。
    研判这起事件，即可看出送子者的行为源起的复杂性，如果当地土地管理部门的认定属实，送子者的破产就是咎由自取，是其漠视法度和市场规则应当承担的市场后果。他的一穷二白是主观失范的必然。如果当地土地管理部门认定有误，他也可以通过申诉或诉讼等行政和法律救济的方式去维权。更重要的是，就算抛开上述因素，走投无路的残酷现实确乎围裹着那个中年汉子。他也犯不着用如此极端的方式将他遭遇的苦难再无端传导至他那无辜的幼子身上。别忘了，那个男人能够挣得百万家财，也算是历经生活坎坷和在市场中摸爬滚打的人物，身心应该具有抗压挫折磨难的能力。如此悲戚地向社会传递悲情，博取公众同情和可怜，我看是可怜的懦夫所为。因为这个男人如果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想养，显然是缺乏最基本的亲情好责任。一个连亲情和家庭责任都不顾的人，又怎么指望他有社会责任。
    故而，在人们对此一掬同情之泪的“哀其不幸”之后，还会发出“怒其不争”的慨叹。
    市场经济给予每个人发挥自己主观能动在商海中博弈竞争的机会，但机会越多风险愈大。每一个弄潮商海的人都有可能抓住商机陡然致富，也有可能遭遇风险而一无所有。尤为进者，市场经济还是法治为本讲求规则的经济，不按市场经济的规则出牌，采取投机取巧的方式追逐利润，遭遇市场风险的几率更多。有时除了遭遇经济上的破产还要透支道德、信用乃至承担法律责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起码从新闻事实上看，送子者破产的直接原因就是本人罔顾市场规则所致。在此情势下，送子者要么选择行政和法律救济以矫正可能出现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瑕疵，要么就是默认处罚，反省自己的行为，然后重新开始，从来再来。这些抉择，在市场经济语境下才是理性的。
    而送子行为，无异于一出苦肉计，是通过放大自己的不幸来博取公共同情。无论此事是否值得同情，都在事实上造成了绑架民意来为自己申言的目的。借力人多势众，就以为人治能够抗衡法治，就能掩盖自己漠视规则的行为，送子者显然在潜意识里就有这样的逻辑。
    正本清源，损害市场经济游戏规则而致的破产并不值得同情，破产而放弃抚养幼子责任的行为更是不负责任。也恰恰因为公众从单纯的道德想象和情感体验中回归到法治规范和责任意识的思索，这起送子事件的悲情意识渐渐淡化，展现在公众面前的是一起送子闹剧的行为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