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某网站博客上的一张照片，照片的内容和相关文字说明称，贾平凹对几十名因为他而淋雨的学生无动于衷。网友对此纷纷质疑。贾平凹怒了，称网友的反应“简直就是胡扯！”
    贾平凹的出离愤怒我看是有理由的，因为网友们对贾平凹要求太严，甚至是道德洁癖式的吹毛求疵。显然，这是贾平凹难以承受的，更重要的是，在面对黑压压台下一片听众的情况下，台上的贾平凹顾不上雨中听讲的人也是有情可原，不论是淋雨对象是学生还是其他人。作家也是人，不可能像神袛那样随时将关爱和温情赐予他的听众。果如此，那才真是不是人间烟火的高高在上。王蒙说得好，作家不是道德楷模。所以，贾平凹发出“简直就是胡扯”的怒吼也许不是因为公众对他的道德泼污，而是愤恨人们对其道德个性要求的过度拔高。
    评析中国现当代作家，在大众文化的拷问浪潮中，几乎都主动或被动地被撕掉道德标签，从而实现了从公民仰视的文化精英到和融入草根民众的历程。无论是位高权重的王蒙还是现任作协主席铁凝，还是“50作家”、“60作家”抑或“70作家”和“80作家”，作为大众文化嬉笑怒骂的靶子早已屡见不鲜。这个精英草根融汇的过程和目的固然是良善的，但是人们注意到民众挞伐的目标大都偏离作家作品的专业性，而是着眼于作家个人道德，就有了不深厚道的人身攻击之嫌。
    偏居古城西安的陈忠实和贾平凹前些年还是远离大众是非的低调作家，他们埋头写作，作品中也乏追赶流行文化的浮躁，始终流淌着黄土地域文化的单纯。可是，在整个文坛被颠覆殆尽的动荡中，这两位西北作家也难逃被娱乐追踪的尴尬。去年，陈忠实被指诈骗，事实证明空穴来风；不久前贾平凹更被爆嫖娼被拘，事实证明也是恶意乌龙。
    从《废都》一路写来，中间经过“废乡”（《秦腔》）到“废人”（《高兴》），贾平凹不改乡土路线的执着连他自己都承认自己有着“深深的小农情结”。这样的坦白是可信的，他就是一个普通的西北人，甚至在骨子里就是有文化的西北农民，哪怕他从西安文联主席晋升到陕西作协主席的高位。对这样本色的一个人，人们把他当成自己就行了。故将道德洁癖的挑剔转移到批评他的文学作品上来，才符合评价作家的理性。
    更深申论，即使作家道德有亏人格缺陷，也无关作家评价，因为衡量作家是否伟大的关键要素是作品是否伟大而不是看他是不是一个好人。古今中外，只要有一个“人格道德与艺术冲突”的例子就可颠覆我们奉为圭臬的“人如其文”和“表里如一”的理想主义美学想像。遗憾的是，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中国读者熟悉的法国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就是典型的艺术超群人格放荡死于梅毒的作家，拜伦，普希金、海明威、雨果、歌德、巴尔扎克、乔治·桑、瓦格纳、普契尼、雪莱、毕加索无不践行着莫泊桑式自然主义的生活方式。哲学家尼采的疯狂人尽皆知，他私生活上的乱伦恐怕知道的就少了。歌德自己也承认：“要求艺术家道德，等于砸他们的饭碗！” 康拉德在《阿尔方斯.都德》一文也说：“衡量艺术家的唯一尺度是艺术才能，而非人格品质。艺术只在乎艺术，就象老饕只关心佳肴本身，而非厨子的道德状况。”虽然托尔斯泰在《什么是文学》中极力强调文学要写道德的事情，可是带有自传性质描写自己不道德的《复活》却被当时和后人极力推崇。即便在中国，自古也不乏品德无行但文采艺术飞扬的人物，如有唐宋之问，如两宋权奸蔡京和秦桧，人品都污秽不堪但其书法艺术却是一绝，尤其秦桧，被其完善的仿宋字体流传至今。只不过，在我们这个自古追求“诗言志”和“文以载道”的泛道德批评的语境下，几乎所有文人都被套上过于沉重的道德枷锁而已，纵是在小学课堂，老师们讲解语文也要从中心思想破题。
    正是在这样的道德泛化下，中国古今被弘扬的作家和艺术家无不道貌岸然毫无人格瑕疵，而那些道德有亏的文人则被有意无意地屏蔽。也正因为如此，当娱乐恶搞孔子和将李白视为古惑仔时，舆论才觉得哗然不可思议。
    表现在现代作家和艺术家身上，从作家本人到大众娱乐都有一种茫然无措的矛盾心态。就大众而言，一方面要把作家们拉下精英台座，作家的道德人格就成为突破口；另一方面，又在思想深处潜藏着作家是道德楷模的意识。对作家而言，一方面想把自己垂低到普通人的中间去，有时却也抹不开道德桎梏的惯性束缚，从而痛苦矫饰。从贾平凹“简直就是胡扯！”中就能看出那种太多的矛盾情绪。
    将文学从道德教化的工具回归人学本性，无论作家还是读者就不会再有道德覆盖的压抑，那是作家和读者才会真正的人格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