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商报特稿，勿载
    因为清华大学教授李伯重先生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的首届高校学术期刊发展论坛暨《中国政法大学学报》首发式上发出“大多数中国大学的学报都是学术垃圾的生产地”的声音，笔者心有戚戚并撰文分析了大学学报异化的原因。（见10月22日“场论”版）拙作得到了杨青先生建设性的回应。（10月25日“场论”版《拿大学学报开刀如同头痛医脚》）
    看得出，尽管杨青先生对我激活大学学报垃圾化困局的三点浅见（被杨青先生浓缩为“一是编辑方要有学术自律；二是让学术回归学术本位；三是大学学报成为开放自由的学术园地。”）看作了“也对症”的三个药方，也表达出“不是不同意”的意思。但我明白，杨先生和我的分歧是显然的，因为他在说我“也对症”的同时，强调“只能是一种美好的假设”，更“觉得这样的药方开的不是时候”，从而得引出他的中心思想：“不根治大学的治学风气，不调整大学的学术风气，徒劳地从大学学报开刀，无异于头痛医脚，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显然，杨青先生是把从治理宏观的大学风气作为治本之举。而其引申出来的系列大学弊端如大学衙门化、重大楼不重大师等其实是在重复一个老生长谈的话题：体制。而杨青先生列举的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的“大楼、大师论”和傅斯年先生办大学的目的论以及只做学者不做官的李方桂，也是将现实大学风气归于体制弊端的申论注脚。因为三位先生所处的高教体制氛围，是纯粹美国式教育体制的血统，而解放后中国的大学教育体制借鉴的乃是苏联的教育模式。
    笔者何尝不知体制更新是解决包括大学学报垃圾化的治本之举，可是体制是个太宏观的大课题，而且被人过度公共化，乃至于形成了“体制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的流俗。这种“体制之忧”看似愤世嫉俗而又绝对正确，但终究会陷入空谈。何况一涉体制杨青先生拿不出也不可能拿出根治大学风气的药方。所以，奢谈体制一不小心就陷入无果而终的理想的主义，而大学学报垃圾化则是一个具体的问题。
    解决大学学报垃圾化的问题并不复杂，当然就是校方先当好唐僧，备足“紧箍咒”，该出手时就出手，用严格的管理还大学学报纯学术的制度氛围，使其不受滚滚红尘的功利污染。更重要的是学报编辑者的学术自律和职业道德取向应以学术评价为基本选文编文，摒弃圈子倾向，弘扬兼容并包。所谓细节决定成败，有针对性的补漏，显然是涤清大学学报垃圾化污染的最佳手段，又如何是“头疼医脚”呢？倒是发现了大学学报垃圾化的学术短板不去弥补，而是漫无边际去抱怨风气之差才是走入了误区。就像被蚁穴蛀了的大堤，当务之急是杀蚁堵穴，而不是将大堤毁了重建。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体制也不是一天就能完善的。相较于用理想主义体制下的完美大学风气吹拂掉大学学报学术上的垃圾纤尘，解决问题更务实更有效。也就是说大学学报出现了垃圾化，就去好好地打扫；学校太爱面子盖大楼建校门就提醒他贷了多少款欠了多少债；出现了文抄公和学术腐败，就要用道德和法治的手段去棒喝去惩戒......我们的媒体监督和公共民生本身就是疗治大学乱象的问题矫正器，每一次曝光和揭露都能引起管理方外部制约的关注和高校自身的条件反射，这种应急式的自律固然只是解决了一小部分问题，但却是体制完善不可或缺的部份。就像我们常常抱怨的微软操作系统，虽然常常漏洞百出，但由于其不辍地更新补丁，这个次优的视窗系统还是被全球所体认。如果有人说盖茨应该打造一个完美无缺的系统以杜绝所有漏洞，那这个人肯定不食人间烟火。
    我们的高教体制同样不够完美，若我们过于洁癖，对于体制带来的现实瑕疵无法忍受却又无可奈何，动辄就虚拟一个理想的主义模式，那就难免乌托邦的结果。其实附着于体制上人的主观能动性至关重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契合实际，才能在循序渐渐中完善体制。事实上，我们的体制自我更新能力还是很强的，譬如1980年代出现的脑体倒挂问题就被体制更新消解无形，还有在全球化和市场化语境下从容应对的各种现实挑战等。
    我觉得，对于大学学报的垃圾化，还是少谈些体制上的“主义”，多去想想务实办法去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