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我国在收入分配和工资水平方面的地区和行业差距，劳动保障部将着手研究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对竞争性行业企业职工的工资增长进行调节，以解决我国收入分配差异。（10月23日《东方网》）
    职工收入是攸关民生的核心要素，收入低致消费萎靡，民生质量不高；而各阶层若再有收入水平参差不平的情事，则致民生怨气横生，损害正常的社会机体。就此而言，收入公平是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关键。
    劳动保障部提出正常工资机制这个课题，预示着现有工资增长机制和收入状况存在着“不正常”的现象。从宏观而言，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基尼系数是0.16；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经达到0.40以上，现在已经接近50%的临界点。这意味着中国的贫富差距在逐年扩大。而在城乡居民下岗失业，收入趋缓的情势下，一些新兴阶层的剥离致富更使得中国收入两极化的风险加剧。从具体的统计数字而言，2000年最高行业人均工资水平是最低行业的2.63倍，而到了2005年扩大到4.88倍，而且绝对差距也从8436元扩大到32249元。
    造成这种不稳定收入结构的原因在于初次分配时重效率而轻公平，从而导致社会资源不正常地流向少数人、少数行业，一方面制造出高收入的新富者阶层和垄断高收入行业，另一方面又致使一部分人下岗失业，使之沦为低收入和低保人员。在效率的刺激下，发展速度上来了，一些新兴行业和国际社会实现了市场对接，对一些传统行业却在竞争中旁落。经济学也不能游离于能量守恒定律之外，在总的社会财富恒定的情况下，被效率离心出的普通公众一旦失去了参与分配社会财富的机会，不公平的财富积聚就会形成。而且，社会财富愈是激增，不公平的收入分配愈是明显。这就是当前中国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和平均GDP值无法让民众感受到实际福祉的主因。
    初次分配缺乏公平很难在二次分配时得到矫正。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形成的财富聚集虽然在原始资本积累初期带有“原罪”悬疑，但利益格局最终形成却是建构在法治理性之上。因此，现有的政策很难用公平去撼动既有的财富格局，加之市场经济语境下所形成的小政府的公共格局，行政权力也不宜过分染指财富结构。这种由初次分配形成的公平难题也造成了物权法出台之路的漫漫坎坷和法制建构完成之后他律规范的捉襟见肘。近年来，公共管理部门通过财税调节和宏观调控的政策设计以期实现二次分配公平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由于初次分配轻视公平所形成的尾大不掉，一些宏观调控的效果并不明显，突出体现在“新三座大山”的民生困扰，居民消费指数的持续攀升和房价高企的势头不能彻底遏制。所以，一些增加职工基本收入的举措更像是善意补丁，而缺乏机制性保障。
    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就是要将公平前移，既在初次分配时既重效率也重公平，在二次分配时再次通过公平的法制建设和政策设计使国家不与民争利，使新富者阶层增强社会责任意识，使参差不同的行业收入差距平衡下来。
    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走向正轨的情势下，国家所承担的公平本体责任在于健全法制法治，合理设计政策架构，还富还利于民，构建惠及全民的劳动和医疗卫生保障制度。使民生有一个稳定和保底的生活环境。此外，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抑制垄断，通过财税调节社会财富，形成社会财富在全社会平衡流动的新格局。即在法治语境下时刻用公平去弥补可能出现的社会财富短板，才能形成公平和稳定的金字塔形社会架构。这是比增加工资更为有效的战略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