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新京报》，有删节

    昨天，郑州市不少市民因为天气影响了心情，因为这实在是个很糟糕的天气，天空晦暗，空气中焦煳味儿刺鼻。省气象部门专家分析，这种天气是因为麦收季节焚烧秸秆所致，而“罪首”不在河南，而在安徽境内。（6月11日《东方今报》）
    不惟郑州，笔者身在徐州，已经深切感受到这种麦收烟霾污染之害：一早一晚，整个城市被烟雾缭绕，空气中弥漫着焦糊的烟味儿，呛人、喉咙发干苦涩、眼睛流泪。由于广大的黄淮海平原是我们小麦的主要产区，进入6月份，苏鲁豫皖四省农村先后进入麦收季节。烟霾污染也就开始了。
    客观而言，笔者所在的城市徐州地处地处苏鲁豫皖交界，是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遭受的烟霾污染较之郑州更甚。芒种之后的东南信风，会造成这样尴尬的污染接力----安徽麦田烟霾污染江苏，江苏麦田焚烧影响山东、河南，山东河南再影响河北......今儿一早，联系北京朋友，京城也是一片烟雾缭绕。如此景象已经不是正如郑州气象遥感图上所昭示的那样，只有安徽麦田是星火燎原，整个黄淮海的麦田都存在着“星火燎原”的情况。污染源是泛化的，单独埋怨某个省区已经没有意义。
    探究麦田烟霾污染的缘由，却是农业机械化语境下的反讽。在镰刀收割时代，农民留下的麦茬较短，然后翻耕掩埋蕴积土地墒情进行夏播。但近年来由于联合收割机的广泛采用，虽然小麦由割到收一遍完成，但留下的秸秆较高。在无法实现深耕的情况下，只能通过火烧的方式予以解决。可以说，这是农民面对农业机械化负面效应的被动适应和无奈选择。遗憾的是，农村基层组织对此却鲜少良策，缺乏有效的行政指导，禁止农民焚烧麦秸秆在农民现实的耕种要求面前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所以，横亘黄淮海区域的烟霾污染怨不得农民，行政公权却是难辞其咎。这种烟霾污染已经持续多年，然区域内各级政府却并未给辖区内农民提供解决麦秆问题的技术支持，这是公权漠然失察之咎；阴霾污染发生之后，区域间或消极忍耐或相互指责更暴露了普遍的行政懒政思维和缺乏大局意识的地方本位主义。如果联想到此前刚刚发生的太湖蓝藻污染，也不难从中窥出行政棋盘大格局被狭隘自利的行政小算盘画地为牢的支离破碎。这种行政棋局上支离破碎，使得污染以无可遏止的漫游姿态侵凌区域整体利益。
    黄淮海的麦收还要持续数天，除非天降大雨，靠自然之力浇灭本区域一望无际的麦田之火，否则烟霾之害还会持续数日。而且，随着山东河北等地小麦的收割，烟霾之害也会延烧至华北地区。丰收的喜悦畸变为污染的公害，已经到了国家宏观政策关注的时候。窃以为，深察农民兄弟之无奈而出台让农民兄弟自愿放弃烧卖秸秆而又不影响夏种的实用技术政策是为上策；改进农业机械收割技术，使尽量使秸秆变短是为中策；出台措辞严厉的禁烧令则是没有意义的下策；漠然置之，消极以待或大发牢骚是为下下策。
    因为印尼农民在森林烧荒取地，近些年来自印尼的烟霾污染多次造成邻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环境污染。大马首都吉隆坡民众一度须带着口罩才能上街。烟霾污染之害造成了三国间的外交事件，但最终尚可通过外交协商和技术合作予以解决。同理，欧洲的莱茵河在1950年代曾经造成过全流域的水体污染，沿岸九国在德国协调下经历多年治理，目前已经成为风光秀美的“欧洲玉带”。在中国，无论是传统的水体、大气、噪声抑或躁光污染还是如黄淮海麦田烟霾引发的非传统污染，皆属于一国内政问题，解决起来较之跨国污染应该更加顺畅。否则，那才是我们真正的悲哀和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