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刊于A4版，原题为《病危杀人嫌犯不该救吗？》有删节）

7月25日，在郑州市新华一厂家属院，一名叫郭宝尚的男子持刀致人一死一伤后自残，被送到医院后危在旦夕。郭宝尚住院后，救治需要医药费，但嫌犯亲属说家庭贫困，出不起；送他去医院的民警称公安部门没这项开支，拒绝出；医院上报民政部门，民政部门认为嫌犯不在救助之列，也不出。为了挽救杀人嫌犯的生命，本报记者白润岱为其送去2000元医疗费。此举见报后，却引发各方争议。（8月2日，河南商报）
    无论是影视剧还是文学作品中，杀人嫌犯受伤接受治疗是常识性场景。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警方和医院都很积极。医院嘛，职责是救死扶伤，是否嫌犯并无附加条件；警方救治不仅是出于人道主义，更是为了取证的工作需要。遗憾的是，在此事件中，医院表现出了公众熟悉的那种冷漠无情，警方则是令人不解的麻木不仁。该争议的是医院，是警方，而绝非那位可爱的记者。
    尤其不可原谅的是，河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李建伟称，在家属无力负担费用的情况下，救助重伤嫌疑人应该是政府出面，不是记者的事，记者只是事件的记录者，这样做是越位。还有人说记者是作秀，是为了出名。
    李建伟说的或许有道理，但在人命关天的情势下，断定记者越位既迂腐可笑又折射出法治观念的淡漠。规则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救命是超越所有规则的第一要务，这是人间公理。而就嫌犯之命，更考验一个人的法治素养。须知，嫌犯在没有判刑之前依然是推定无罪，其权利义务和普通人并无而致，此为一；二是即便是犯人，在其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其生命权依然应该得到救治。其实，透过这种现象，其实是“嫌犯死了活该”的传统思维在作祟。医院如此，警方亦如此，专家也不例外，逻辑上予人社会群体性法制淡漠和缺乏现代人权观念的印象。
    由此而言，恰恰是记者的“越位”拯救了医院的道义形象，挽回了警方失职的行政后果。记者的作为在客观上维护了社会的公义和法律的尊严。无论是专家貌似理性的教条判断，抑或公众随性的分析，“越位”和“作秀”的说法都是偏颇的。
    悲哀的是，若从有序的社会秩序分析，记者确乎不应承担如此的社会责任。这种困扰的深层原因归根结底是公共管理部门的缺位所致，公共安全部门的懈怠，公共服务部门的冷漠，使本来明晰的社会责任混乱不清，导致公众对“作为”和“不作为”的判断失衡，这才是记者救助嫌犯引发社会争议的根本原因。
    警方的逃避责任已是无可原谅，医院的麻木不仁更是社会沉疴痼疾。在个体的人挺身承担公共部门的重责之后，警方和医院不可以再做三缄其口的懦夫。应该公开出来为记者正名，为记者勇敢的“补位”表达感谢之情。问题在于，若警方和医院如此，公共管理部门的“缺位”责任岂不是大白于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