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钟南山院士一句赞同“恢复收容遣送制度”的“公民表达”掀起了舆情巨浪，不少评论界人士对他的“表达”提出了反驳。有论者还认为，钟院士是学界名人，自当谨言慎行。笔者认为，这就有些大惊小怪了。

　　在当前的国情下，高官的“惊人之语”和常见于报端的“怒斥”，影响力应该大于钟院士这样的一介书生吧，可往往也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更讽刺的是，每当高官们发出惊人之语时，媒体叫好之声不绝于耳，且常被褒奖“个性”光环。为何钟院士一句个人的心里话却遭致批评声一片？

　　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向来是读书人奉为圭臬的文化传统。这点在钟南山身上体现得相当突出。钟南山不是政治家，而是悬壶济世的一代名医。无论是“非典”横行时，还是禽流感肆虐时，钟南山以敢言、笃爱闻名于世。有趣的是，当钟南山就疫情发表高见时，全社会洗耳恭听，而钟南山对社会问题的建言却招致如此哗然。可见，钟南山的人生坐标被社会公众无情地钉在了文化传统的十字架上。那十字架上赫然刻着四个大字：书生之见！相较于官员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权威发言和公众无所顾忌的民间议论，学人的发言权无疑被限制在狭隘的专业范围，这和开放的中国是不应兼容的。

　　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士农工商和三教九流的人群划分，等级森严的不平等造成了话语权的不平等。现代中国，共和国的公民有同等的公民表达权，无论对错，无论身份。以文化传统的糟粕遗存去衡量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观，自然会闹出南辕北辙的笑话。别忘了，钟南山完全可以不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而将客套的感谢送给政府部门。但如此是否合乎钟南山爱说实话的个性？在好听的假话、虚话及有点逆耳的真话、实话之间，我们应该如何抉择？

　　如果人们将观察的视角对准公民的自由表达和说真话上，就会发现钟南山的言论具有现实的进步意义。如果偏执地将收容制度之废存这样重大的社会问题一古脑推倒钟南山身上，那是在炒作一个没有意义的伪命题。原因很简单，钟南山只是为了实现公民表达罢了，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