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推荐：乾嘉通儒青浦英贤
(2025-11-05 17:10:46)
标签：
文化教育 |
分类： 推荐材料 |
乾嘉通儒 青浦英贤
——纪念清代学者王昶诞辰300周年专家谈
解放日报
200多年前，从江南水乡青浦走出了一位著名学者，他在乾隆皇帝眼里是“难得的人才”，在学术界被誉为“通儒”“大儒”，在文学的创作上被誉为“今之欧阳子”，诗歌方面早年即随“吴中七子”之称而声名远扬，词的创作也很有特色和成就。他就是王昶。2025年，值其诞辰300周年之际，陶喻之、蔡锦芳、王辉三位专家应青浦区博物馆之邀进行访谈，畅谈王昶生平业绩和学术贡献，以此纪念这位上海青浦的文化先贤，促进江南文化研究，助力上海人文城市建设。
王昶（1725—1806），字德甫，号述庵，又号兰泉、琴德，青浦朱家角人。清代乾嘉时期著名学者、文学家，也是乾隆后期颇为倚仗的一位重要官员。
王昶生于雍正二年甲辰十一月二十二日（1725年1月6日）。少颖异，四岁即能读诗。每日自塾归，父亲授以自编《百世师录》。尝从沈德潜、惠栋等先辈游。早年与王鸣盛、钱大昕等以诗名，有“吴中七子”之称。乾隆十九年（1754）中进士。二十二年乾隆南巡，献赋行在，乾隆钦定一等第一，任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三十三年，以言两淮盐运提引事不密罢官。不得已随云贵总督阿桂往云南前线征缅，后又转战四川大、小金川，从军九年，军中奏檄多出其手。四十一年两金川平定，班师回京，以功升授鸿胪寺卿。后又升大理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在京与朱筠互主骚坛，有“北朱南王”之称。乾隆四十四年至五十三年，又先后出任河南布政使、陕西按察使、云南布政使等职，后迁刑部右侍郎。乾隆五十八年，年七十，以老病乞归，乾隆对其说：“岁暮苦寒，宜俟明岁春融回籍。”返里后，额其堂为“春融堂”，后名其诗文集为《春融堂集》。暇时，则编撰书籍并整理诗文。又受邀主太仓娄东、杭州敷文等书院。嘉庆八年（1803），因云南铜盐积年亏空严重，分赔一万二千余两，乃卖田宅以偿。著有《春融堂集》《滇行日录》等杂记八种，编纂《金石萃编》《湖海诗传》《湖海文传》等。此外，纂修《续修西湖志》《太仓州志》等。
丰富人生
蔡锦芳认为，王昶年寿长，足迹广，经历丰富，学问优赡，官位显赫，好为人师，故交游人物极多；积极进取，自少至老广交天下贤才，或师或友，不断丰富自身学识；勤于著述，勤于创作，勤于记事，足迹所至，皆有记录，留心实学；九年滇蜀前线的从军经历，使他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眼界大开，诗文创作亦别开生面，终于将逆境转为幸运；军功使他后期官位越来越高，但他始终保持儒者本色，恪尽职守，为王事奔波；因办事干练，忠心耿耿，后期深得乾隆信任和倚重，参与国事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是很多大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早年经邦济国之志终得实现；思想通侻，不设壁垒，广交儒林、诗坛、文坛贤者，既尊汉儒，又敬宋儒，亦亲近佛学，几乎遇寺必拜，遇僧必参。王昶有强烈的育人和教化意识，广收天下门徒，耳提面命，指导读书治学作文，影响和造就了大批人才。
王昶的一生，跌宕起伏，丰富多彩，功成名就，在乾嘉学者中独树一帜，在江南青浦更是首屈一指的通儒、英贤。研究王昶，还可以窥见乾隆朝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吏治、学术、文学、边疆、民俗等多方面情况；通过他的“上海朋友圈”，也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上海在清代乾嘉时期的文化发展和繁荣情况。
金石造诣
陶喻之说道，乾隆、嘉庆年间，金石学又出现一次继两宋兴盛之后的重大学术振兴，并且大量江南学人踊跃介入该行列而异军突起，其中就包括于金石学史上发挥过承前启后推动促进作用的王昶及其名山事业《金石萃编》。
王昶的金石学兴趣，最早可追溯到他年轻时赴江宁乡试东归过宜兴，摹拓有吉兆象征的孙吴《国山碑》。就学紫阳书院期间，他又结识了擅长金石考据的嘉定学人、稍后成为“乾嘉学派”代表人物的钱大昕等同道，愈加激发起自己的金石学爱好。特别是两度宦游入滇，在出任云南布政使时开展访碑实践，令十来通未见著录的云南碑刻进入到金石学人视野。随军班师调任陕西按察使以后，花甲之年的他因与苏南太仓籍陕西巡抚的金石学家毕沅志同道合，遂有继其《关中金石记》之后，编纂一部囊括各地全域金石著述的宏愿；而这一愿景直到他年逾古稀退出官场返回故里，置身于居所“三泖渔庄”才终得以启动。
《金石萃编》几乎是后世治金石学者必备工具书。全书洋洋大观共计一百六十卷，收录以各地碑刻为主，总计石刻拓本数达千五百余品之夥；金属类铭刻则相对有限，不足二十种。编纂体例效法南宋洪适的《隶释》《隶续》，按秦汉至宋辽金朝为序排列；对早期不辨篆隶书法则摹写点画加以音韵训诂，另附有金石著述题跋和编者考释案语。此外，书中还详列碑制尺幅和行字数等金石学全要素。
王昶何以实现冠以“萃编”的皇皇巨著目标，跟他平生宦游南北建立的人脉网络有很大关系；正是得益于各地朋侪向他提供自己无法涉足获取的碑拓资料，方使得“萃编”名副其实而实现了对历代金石文献搜罗全覆盖，以致对后世金石学研究产生重大导向引领。晚清思想家同时也是金石学家的梁启超，就曾高度评价《金石萃编》对于金石学发展的加持赋能贡献。
晚清叶昌炽编纂金石学史上笔记体历代石刻通论专著《语石》，不管在数量还是考证文献细节方面，都有参考《金石萃编》文字内容记录在案。另外，《金石萃编》于嘉庆十年（1805）成书后，相关学者竞相研究批阅；澳门大学图书馆藏本上就汇集有吴荣光、翁方纲等南北金石学名家点评批语。东洋天保十年（1839）《金石萃编》传入日本，甚至引发东瀛考据学大家狩谷棭斋及其弟子小岛成斋关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首任馆长市岛谦吉旧藏和装本三卷《金石萃编摘录》，正是被誉为“幕（府）末四大书法家”之一的汉学家小岛自写本。据此足见《金石萃编》不光在清代中后期与晚近国内金石学界广为传播，影响甚至辐射到东亚汉文化圈。
主盟文坛
蔡锦芳认为，就其诗歌来说，虽然王昶身为乾嘉学者，论诗亦颇重学为根底，博采众长，但其作诗，兴会自然，直抒胸臆，用典适当不堆砌，考据学风之兴盛对其诗作似无太大影响。其诗作最为人欣赏者，为从军西南时所作之《劳歌集》，在其诗集中占有五卷之多，钱大昕评云“别开生面”。其中最有认识价值者，则是其亲临战场前线时所作的战争纪实诗，其数量之大，描绘之真切，古往今来皆少有人能望其项背。此类诗往往为长篇大作，如《经高黎贡山》《奉旨移师往讨金川启程途中有作》《喜官军收复美诺》等，均为五七言长诗或组诗，排比铺张，叙述生动完整，将战场之壮阔、惨烈、风云变幻、神机妙算等描绘得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此外，王昶的《论诗绝句》和写景抒怀之作等，亦多有佳者。关于其诗在清代的地位，李慈铭曾评价乾隆时期众多经儒中，王昶诗歌之地位仅次于华亭学者沈大成。
就其文章来说，王昶于内容上重视教化、厉世，为此，曾与朱筠就韩、苏文之高下有过一争，见《春融堂集》卷三十《与朱竹君书》。在这封信中，王昶欣赏苏轼所作行状、神道、墓志，如范镇、富弼、司马光数文，以为高于韩愈所作董晋、郑馀庆行状等。就辞章来说，王昶心仪于柳宗元文，以为本于《公羊》《谷梁》和太史公之峻洁清峭。对于学为古文，主张先师法百家，再自成一家。文章题材广泛，于乾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文学、教育、吏治、风土等，均有直接而具体之描述。其最突出之处有二：一是在西南边徼从军期间“取异见骇闻之事与境，以发其瑰伟之辞为古文，人所未有”。如《文集》卷四十九《雅州道中小记》，由四篇短文组成，描写四川边地特有之邛筰、索桥、溜索、牦牛皮船、栈道及山峰道路之险峭等，奇诡怪异，骇人心魄。二是文集中给同时人所写传记文字，包括墓志铭、神道碑、行状、传记等，极具文献价值。他亦喜欢填词，不废绮语，《春融堂集》中保留有《琴画楼词》四卷，从中可见王昶情感世界中柔情似水的面向。
由于王昶诗文词兼善，在乾嘉诗坛文坛上人脉广、威望重，晚年的王昶已成为文坛诗坛的领袖和盟主。
桑梓誉重
王辉谈到，王昶德高望重，对家乡青浦充满深深的情感，为此做了许多有益事情，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培育学子，奖掖后学后进。乾隆四十五年（1780），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王昶在三泖渔庄附近创办了义塾，教育家族子弟；嘉庆五年（1800），已致仕归乡的他受聘担任刚建成的青溪书院主讲，每月授课，培养家乡学子。诗人何其伟、高培源、陈琮都出自其门下，深受其教诲。二是编撰方志，纂辑乡邦文献。四十六年，王昶丁忧居家，受知县杨卓之聘担任县志主纂，详尽考略，去伪存真，历时五年纂成第三部《青浦县志》。乾隆五十九年（1794），纂成《青浦诗传》三十二卷，辑录晋代陆机至明末陈子龙千余年间三百余家诗作，附词二卷，作者附小传与诗话，为青浦首部诗歌总集和文学史料汇编。后何其超、沈瘦东在此基础上辑《青浦续诗传》《青浦后续诗传》，成为青浦乡邦文献的典型。
在青浦保存着他创建的王氏宗祠，还有家族墓地，经常光顾的圆津禅院、泖塔，其中圆津禅院内保留着其所撰的《重修清华阁记》《振华长老塔铭记》碑，复建了其讲学的青溪书院（现名知道书院）。而在青浦区博物馆藏有其手迹《王氏宫词》、使用过的印章和宝剑、神道碑、墓志铭和《金石萃编》《春融堂集》等著作，广大市民可前往参观。
为纪念王昶诞辰300周年，青浦区将于12月下旬在青浦区博物馆举办王昶纪念展，编辑出版纪念论文集。
蔡锦芳：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整理点校的《王昶诗文集》获“全国古籍出版社百佳图书（2024年）二等奖”。
陶喻之：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研究馆员，擅长书法、碑帖研究。
王辉：青浦区博物馆研究馆员，从事青浦地方史研究。
王昶（1725—1806），字德甫，号述庵，又号兰泉、琴德，青浦朱家角人。清代乾嘉时期著名学者、文学家，也是乾隆后期颇为倚仗的一位重要官员。
王昶生于雍正二年甲辰十一月二十二日（1725年1月6日）。少颖异，四岁即能读诗。每日自塾归，父亲授以自编《百世师录》。尝从沈德潜、惠栋等先辈游。早年与王鸣盛、钱大昕等以诗名，有“吴中七子”之称。乾隆十九年（1754）中进士。二十二年乾隆南巡，献赋行在，乾隆钦定一等第一，任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三十三年，以言两淮盐运提引事不密罢官。不得已随云贵总督阿桂往云南前线征缅，后又转战四川大、小金川，从军九年，军中奏檄多出其手。四十一年两金川平定，班师回京，以功升授鸿胪寺卿。后又升大理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在京与朱筠互主骚坛，有“北朱南王”之称。乾隆四十四年至五十三年，又先后出任河南布政使、陕西按察使、云南布政使等职，后迁刑部右侍郎。乾隆五十八年，年七十，以老病乞归，乾隆对其说：“岁暮苦寒，宜俟明岁春融回籍。”返里后，额其堂为“春融堂”，后名其诗文集为《春融堂集》。暇时，则编撰书籍并整理诗文。又受邀主太仓娄东、杭州敷文等书院。嘉庆八年（1803），因云南铜盐积年亏空严重，分赔一万二千余两，乃卖田宅以偿。著有《春融堂集》《滇行日录》等杂记八种，编纂《金石萃编》《湖海诗传》《湖海文传》等。此外，纂修《续修西湖志》《太仓州志》等。
丰富人生
蔡锦芳认为，王昶年寿长，足迹广，经历丰富，学问优赡，官位显赫，好为人师，故交游人物极多；积极进取，自少至老广交天下贤才，或师或友，不断丰富自身学识；勤于著述，勤于创作，勤于记事，足迹所至，皆有记录，留心实学；九年滇蜀前线的从军经历，使他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眼界大开，诗文创作亦别开生面，终于将逆境转为幸运；军功使他后期官位越来越高，但他始终保持儒者本色，恪尽职守，为王事奔波；因办事干练，忠心耿耿，后期深得乾隆信任和倚重，参与国事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是很多大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早年经邦济国之志终得实现；思想通侻，不设壁垒，广交儒林、诗坛、文坛贤者，既尊汉儒，又敬宋儒，亦亲近佛学，几乎遇寺必拜，遇僧必参。王昶有强烈的育人和教化意识，广收天下门徒，耳提面命，指导读书治学作文，影响和造就了大批人才。
王昶的一生，跌宕起伏，丰富多彩，功成名就，在乾嘉学者中独树一帜，在江南青浦更是首屈一指的通儒、英贤。研究王昶，还可以窥见乾隆朝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吏治、学术、文学、边疆、民俗等多方面情况；通过他的“上海朋友圈”，也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上海在清代乾嘉时期的文化发展和繁荣情况。
金石造诣
陶喻之说道，乾隆、嘉庆年间，金石学又出现一次继两宋兴盛之后的重大学术振兴，并且大量江南学人踊跃介入该行列而异军突起，其中就包括于金石学史上发挥过承前启后推动促进作用的王昶及其名山事业《金石萃编》。
王昶的金石学兴趣，最早可追溯到他年轻时赴江宁乡试东归过宜兴，摹拓有吉兆象征的孙吴《国山碑》。就学紫阳书院期间，他又结识了擅长金石考据的嘉定学人、稍后成为“乾嘉学派”代表人物的钱大昕等同道，愈加激发起自己的金石学爱好。特别是两度宦游入滇，在出任云南布政使时开展访碑实践，令十来通未见著录的云南碑刻进入到金石学人视野。随军班师调任陕西按察使以后，花甲之年的他因与苏南太仓籍陕西巡抚的金石学家毕沅志同道合，遂有继其《关中金石记》之后，编纂一部囊括各地全域金石著述的宏愿；而这一愿景直到他年逾古稀退出官场返回故里，置身于居所“三泖渔庄”才终得以启动。
《金石萃编》几乎是后世治金石学者必备工具书。全书洋洋大观共计一百六十卷，收录以各地碑刻为主，总计石刻拓本数达千五百余品之夥；金属类铭刻则相对有限，不足二十种。编纂体例效法南宋洪适的《隶释》《隶续》，按秦汉至宋辽金朝为序排列；对早期不辨篆隶书法则摹写点画加以音韵训诂，另附有金石著述题跋和编者考释案语。此外，书中还详列碑制尺幅和行字数等金石学全要素。
王昶何以实现冠以“萃编”的皇皇巨著目标，跟他平生宦游南北建立的人脉网络有很大关系；正是得益于各地朋侪向他提供自己无法涉足获取的碑拓资料，方使得“萃编”名副其实而实现了对历代金石文献搜罗全覆盖，以致对后世金石学研究产生重大导向引领。晚清思想家同时也是金石学家的梁启超，就曾高度评价《金石萃编》对于金石学发展的加持赋能贡献。
晚清叶昌炽编纂金石学史上笔记体历代石刻通论专著《语石》，不管在数量还是考证文献细节方面，都有参考《金石萃编》文字内容记录在案。另外，《金石萃编》于嘉庆十年（1805）成书后，相关学者竞相研究批阅；澳门大学图书馆藏本上就汇集有吴荣光、翁方纲等南北金石学名家点评批语。东洋天保十年（1839）《金石萃编》传入日本，甚至引发东瀛考据学大家狩谷棭斋及其弟子小岛成斋关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首任馆长市岛谦吉旧藏和装本三卷《金石萃编摘录》，正是被誉为“幕（府）末四大书法家”之一的汉学家小岛自写本。据此足见《金石萃编》不光在清代中后期与晚近国内金石学界广为传播，影响甚至辐射到东亚汉文化圈。
主盟文坛
蔡锦芳认为，就其诗歌来说，虽然王昶身为乾嘉学者，论诗亦颇重学为根底，博采众长，但其作诗，兴会自然，直抒胸臆，用典适当不堆砌，考据学风之兴盛对其诗作似无太大影响。其诗作最为人欣赏者，为从军西南时所作之《劳歌集》，在其诗集中占有五卷之多，钱大昕评云“别开生面”。其中最有认识价值者，则是其亲临战场前线时所作的战争纪实诗，其数量之大，描绘之真切，古往今来皆少有人能望其项背。此类诗往往为长篇大作，如《经高黎贡山》《奉旨移师往讨金川启程途中有作》《喜官军收复美诺》等，均为五七言长诗或组诗，排比铺张，叙述生动完整，将战场之壮阔、惨烈、风云变幻、神机妙算等描绘得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此外，王昶的《论诗绝句》和写景抒怀之作等，亦多有佳者。关于其诗在清代的地位，李慈铭曾评价乾隆时期众多经儒中，王昶诗歌之地位仅次于华亭学者沈大成。
就其文章来说，王昶于内容上重视教化、厉世，为此，曾与朱筠就韩、苏文之高下有过一争，见《春融堂集》卷三十《与朱竹君书》。在这封信中，王昶欣赏苏轼所作行状、神道、墓志，如范镇、富弼、司马光数文，以为高于韩愈所作董晋、郑馀庆行状等。就辞章来说，王昶心仪于柳宗元文，以为本于《公羊》《谷梁》和太史公之峻洁清峭。对于学为古文，主张先师法百家，再自成一家。文章题材广泛，于乾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文学、教育、吏治、风土等，均有直接而具体之描述。其最突出之处有二：一是在西南边徼从军期间“取异见骇闻之事与境，以发其瑰伟之辞为古文，人所未有”。如《文集》卷四十九《雅州道中小记》，由四篇短文组成，描写四川边地特有之邛筰、索桥、溜索、牦牛皮船、栈道及山峰道路之险峭等，奇诡怪异，骇人心魄。二是文集中给同时人所写传记文字，包括墓志铭、神道碑、行状、传记等，极具文献价值。他亦喜欢填词，不废绮语，《春融堂集》中保留有《琴画楼词》四卷，从中可见王昶情感世界中柔情似水的面向。
由于王昶诗文词兼善，在乾嘉诗坛文坛上人脉广、威望重，晚年的王昶已成为文坛诗坛的领袖和盟主。
桑梓誉重
王辉谈到，王昶德高望重，对家乡青浦充满深深的情感，为此做了许多有益事情，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培育学子，奖掖后学后进。乾隆四十五年（1780），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王昶在三泖渔庄附近创办了义塾，教育家族子弟；嘉庆五年（1800），已致仕归乡的他受聘担任刚建成的青溪书院主讲，每月授课，培养家乡学子。诗人何其伟、高培源、陈琮都出自其门下，深受其教诲。二是编撰方志，纂辑乡邦文献。四十六年，王昶丁忧居家，受知县杨卓之聘担任县志主纂，详尽考略，去伪存真，历时五年纂成第三部《青浦县志》。乾隆五十九年（1794），纂成《青浦诗传》三十二卷，辑录晋代陆机至明末陈子龙千余年间三百余家诗作，附词二卷，作者附小传与诗话，为青浦首部诗歌总集和文学史料汇编。后何其超、沈瘦东在此基础上辑《青浦续诗传》《青浦后续诗传》，成为青浦乡邦文献的典型。
在青浦保存着他创建的王氏宗祠，还有家族墓地，经常光顾的圆津禅院、泖塔，其中圆津禅院内保留着其所撰的《重修清华阁记》《振华长老塔铭记》碑，复建了其讲学的青溪书院（现名知道书院）。而在青浦区博物馆藏有其手迹《王氏宫词》、使用过的印章和宝剑、神道碑、墓志铭和《金石萃编》《春融堂集》等著作，广大市民可前往参观。
为纪念王昶诞辰300周年，青浦区将于12月下旬在青浦区博物馆举办王昶纪念展，编辑出版纪念论文集。
蔡锦芳：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整理点校的《王昶诗文集》获“全国古籍出版社百佳图书（2024年）二等奖”。
陶喻之：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研究馆员，擅长书法、碑帖研究。
王辉：青浦区博物馆研究馆员，从事青浦地方史研究。
喜欢
0
赠金笔
前一篇：张堰中学语文学科调研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