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听懂我们的笑声，那里有爱和生命

文汇报2025-08-08

对谈人：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研究员）

张清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刘大先（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草原文学是民族意识、生态意识与生命意识的相互交织

白烨：读《草原十二骑手》这本作品集，我觉得最合适的题目就是“希望在草原”。阅读这些作家作品有一个总的感想是，这些分属不同代际的作家，在小说创作上既具有自己突出的个人特色，也有一个代际的群体特色。“70后”“80后”作家注重由生活化的叙事探察人的命运转承，连带着表现一定的时代变化与人生的密切勾连，作品内蕴浑朴而厚重。而“90后”“00后”，则由更为个人化也更具现代感的叙事，来表现自己对于生活的深刻体察和对于人生的特别感受。但无论是哪个代际的作家，都具有内蒙古作家所共有的一些特点，比如关于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关于蒙古族的历史文化，关于人与动物的亲密关系，关于人与自然的天然联结等等，以及寻根意识、民族意识、生态意识、生命意识的相互交织等。可以说，“十二骑手”每个人都自带光彩，总体上又形成五彩斑斓的样态。

贺绍俊：我一直以为内蒙古就是一片大草原，后来知道内蒙古除了草原和沙漠外，还有高山，还有茂密的大森林，还有富饶的塞上江南。内蒙古的地貌如此丰富多样，从这里生长出的内蒙古文学同样丰富多样。当我读到“草原十二骑手”的作品时，首先就联想到我对内蒙古地貌的重新认识。“草原十二骑手”代表了内蒙古文学年轻一代的特点，他们就像内蒙古丰富多样的地貌一样，真是一派壮丽的河山。

张清华：我首先想到的话题是“地方性”问题。其实好的作品，自古以来都有鲜明的地方性。比如屈原的《楚辞》，就是首先以与《诗经》相比鲜明的“南方性”获得了影响，然后成为中国文学的“正统”。所以，好的地方性的前景就是最终抵达“非地方性”。“文学版图”的拓展，自古以来就是靠着鲜明的地方性来张大的。从这一点上讲，我认为“十二骑手”所代表的草原风气与风尚的写作，其意义是非常之大的，他们虽然带着浓郁的陌生感与地方性，但终将会成为当代文学中熟悉的风景。

如同北朝的民歌或是建安时期的诗歌，这部作品集中我所读到的是一种带着刚健之气的、有些慷慨悲凉意味的诗意。这在时下的文学场域和风气当中，是有着特别意义的。它刚健而明快的风格，可以说是一股浓烈的新风，也可以说是一团风暴，催动和催生更良好的文学氛围。

通过对草原的书写，让我们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内部多样性

刘大先：《草原十二骑手》这部作品集首先拓展了文学题材与想象的空间。

先从海勒根那说起，他的作品是在文化精神层面的一种开拓。自农耕文化兴起以来，中国主流文学是以大陆文化为本的农耕文化的文学，但是并不意味着没有游牧文化与海洋文化，之前我们的主流思维中很少注意到这一点。《巴桑的大海》中主人公从草原迈向大海，显示出游牧者的世界是四海为家，体现的是一种游走的世界观，也就是说游牧文化的开拓精神，与所谓西方海洋文明的开拓是一种并行不悖的存在。农耕文化讲究安土重迁，而游牧者有一种潇洒来去的态度，他们觉得“我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我的世界就在哪里”。从宏观的长时段文化类型来看，狩猎者是最初的自由群体，他们在草原上驰骋，在森林里寻觅，在河流中捕鱼，本质上都是自由人。但农业出现后，农民与土地紧密相连，大地成为母亲般的存在，他们如同自己种植的作物那样同土地之间发生了血肉的联系。到了工业革命后，现代社会环境的改变使得一部分人可以离开土地，重新成为“游牧者”，与原本草原上的游牧文化存在一定的关联和相似性，这便是文化精神上的开拓。通过对草原的书写，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即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内部多样性。

贺绍俊：海勒根那是惊涛骇浪的大海。《巴桑的大海》中草原上的巴桑一定要去挑战大海，巴桑就是海勒根那的深层愿望。他的小说具有大海的风格，气势大、气场足。他把自然崇拜、英雄主义和游牧精神糅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波涛起伏的叙述。像大海一般的海勒根那从来不会是平静的，他的小说具有强烈的动感。他的内心有一个强大的动力源，哪怕他的《请喝一碗哈图布其的酒》是要写一次牧民的庆典活动，他也要派一个神秘的高个子过来，在酒杯里掀起滔滔波浪，即使喝酒，也要喝出英雄气势，高个子就是海勒根那心目中的英雄。

张清华：海勒根那的《巴桑的大海》是一曲生命的悲歌，也是生命的壮歌和赞歌，它写了命运的残酷，也写了爱的礼赞，这两者是如何奇妙地统一在一起的，引人思索。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巴桑有童年的厄运，因为顽皮砸响了一枚遗弃的炮弹，把自己的双腿炸掉了，这是他人生当中的不幸，但是他又非常幸运地遇到了斯琴额吉，在这位妈妈的教养之下，他获得了一颗仁心，同时也以顽强的毅力练就了出色的骑术，有了坚韧的性格和生存的本领，所以他一生实践仁心，所到之处是用爱来面对一切的，他收养了几乎遇到的所有残障孩子，也获得了生命的真正的自由。他生于草原，最终死于大海，且葬于大海，可以说以残废之躯获得无限的自由，这篇小说让人读后心潮澎湃，久久难忘。显然，没有草原性格就没有巴桑，没有巴桑的英雄之气，也不可能有这样感人的作品。

白烨：“70后”的三位作家海勒根那、赵卡和拖雷相较之下，艺术辨识度更高一些。他们的小说写作从“写什么”到“怎么写”，都具有比较鲜明的个性与特点。海勒根那在小说创作上擅长侧写，特别是在描写人物上，都是旁敲侧击、旁推侧引，这种小说技法不是他所独有，但他的运用无疑是最为娴熟的。至于赵卡，我觉得他一定读过并喜欢美国作家约翰·巴斯的小说作品。约翰·巴斯有一部小长篇《路的尽头》，写一个无所事事的小青年到一个镇上惹出了好多烦心事，从意味到写法都具有“后现代”的典型特征。赵卡的代表作《你会游泳吗》表面上看，写的是张顺到赖庄承包鱼塘的始末，但一次次希望一次次失望，以及被逼无奈时开枪射杀地头蛇徐强强，写出了一个想干事的人总干不成事的恼怒，以及事情的发展超出原本意愿的结果。这个作品很有意味的是，张顺在鱼塘边拿枪指着徐强强时问道“你会游泳吗”，徐强强依然强势地回答：“游啥泳呀，你还长本事了……”这个时候徐强强仍旧看不起张顺以致他忍无可忍，无论对于张顺还是徐强强来说，事情都在走向并非所愿的结果。这里面既内含了对于人性的审视，也蕴藏了对于人生的叩问。这部作品和《杀县简史》，都充分展示了赵卡在小说写作中对于那种“有形式的意味”和“有意味的形式”的注重与追求。

他们来自草原但不局限于草原，作为“同时代人”面对着共同的生活与生存语境

刘大先：在常见的言说中，内蒙古作家似乎都带有某种地方性乃至族群性，但在这些中青年作家的作品中，恰恰能看到时代的转型、生态的重构以及主体的重建，即他们来自草原但不局限于草原，并没有被空间与文化所束缚，而是作为“同时代人”面对着共同的生活与生存语境。娜仁高娃的“地质文学”作品，书写极具质感且情感相当细致；肖睿的存在主义戏剧，显示出先锋的余韵。以“70后”作家拖雷的两部作品为例，《厄尔尼诺》的内容放到任何一个城市都适用，写的是人到中年那种变幻莫测、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生活；《叛徒》则是历史题材，悬疑的情节最终并未给出明确结局或者揭晓谜底，因为历史本就没有答案，它只是自然发生的过程。这样的作品实际上摆脱了地域性的限制，也不刻意追求某种特殊文化的书写。赵卡、阿尼苏、陈萨日娜、苏热、田逸凡、艾嘉辰这些作家，让我们不能从某一个特定角度出发去看待，因为它们丰富多样、极为复杂，且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张清华：拖雷应该是属于城市的，在城市里才对气候的变化特别敏感。他用厄尔尼诺这一因海洋升温所造成的全球气候异常的现象来比喻城市人因生活变化而造成的情感异常，它挑战着传统的伦理，直面人与人之间的紧张，但拖雷最终让大家归于和解，也许这就是内蒙古的城市，它像草原一样的宽容。

白烨：由这几位“70后”作家的作品可以看出他们的小说写作能走到这样一个程度，至少有两个显而易见的缘由。一个是他们的人生阅历相对丰富，阅历是经历，也是经见与经验，使得他们的生活库存与写作素材更为丰盈，而他们对于生活的看取和艺术上的处理，也更带生活底蕴与时代气韵。另一个是，他们非常注重通过阅读扩展自己，丰富自己。这包括阅读中国作家的作品，也包括阅读外国作家的作品。通过阅读，延伸自己，更新自己。我曾看到拖雷写的一篇记述他跟几位作家交往的文章，他在与那几位作家交往过程中，就是向他们学习，阅读作家，阅读作品，从中找到滋养自身的营养。我觉得他们的丰富阅历与注重阅读的习惯，是成就他们的两个重要动因，这也值得其他作家借鉴和吸取。

张清华：“80后”青年作家肖睿的写作值得关注。他的《筋疲力尽》写一个年轻人在心理疲惫和疾病重压下的“死亡幻觉”，同余华早期的很多作品有非常多的相似度，感觉是余华的《死亡叙述》《难逃劫数》《世事如烟》等作品的变构和延长。但是他写得更具体，更绵长，超现实意味也更浓，我惊讶于他在几乎难以绕过的叙述之墙或是陷阱与绝地中还能够继续他的故事，确乎显示了非同一般的才华。

贺绍俊：肖睿的小说都与沙漠有关，他是沙漠派来的文学使者，因此他的小说具有很多沙漠的特性，比如像沙漠一样有一种空旷感，又比如像沙粒一样有一种硌人的疼痛感。当肖睿的思绪处在沙漠之中，就具有了诗人的气质，如果这个时候他来写小说，他使用的文字不是汉字，而是沙粒，他把沙粒铺在了他的小说叙述里，他写小说是一边讲述着沙漠里生长出的故事，一边在用沙粒写诗。沙漠、沙丘、沙暴，是肖睿小说中最基本的意象。小说里有很多对沙漠的精彩描写，比如“冰冷的沙粒像是长壳的虫子般到处乱爬”“沙漠刮起风暴不仅能遮住阳光，连黑暗都能遮住”，他的小说灵感来自沙漠，人物来自沙漠，主题也来自沙漠，理解了肖睿小说中与沙有关的意象，也就理解了他的小说。

另一位“80后”作家娜仁高娃则是一座庄严的高山。在娜仁高娃的小说里出现最多的场景是“沙窝子”，这是她的家乡，但站在家乡远远望去，就能看到阴山山脉。因此我们从她所写的发生在沙窝地的故事里，能感觉到有一座庄严的高山作为背景在默默地观望着。她并不追求强烈的动感，舒缓平静的叙述就像是静默的高山，凸显在你的眼前，让你感受到高山的无言却传递着无比丰富的言说和无比宽厚的温情。《门》的故事并不复杂，仿佛是作者小声给我们说着贴心的话；《裸露的山体》则是为父亲吟唱的一支长调。

张清华：事实上，从“70后”到“00后”作家，我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了两种鲜明的取向：一是强烈的现实感，他们写到这里蒙古族和汉族两种生活形态，共同的特质是原始、质朴、浓烈，有强烈的爱恨情仇，浓重的烟火气息。另外一个取向，就是鲜明的先锋气质。几乎每位作家都保留了先锋探索的气质，保留了对艺术形式的偏爱。以至于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仿佛先锋文学还在草原上弥漫和生长着，在这些写作者当中，留下了鲜明的个性和风格化的语言追求。

草原文学有旺盛的生命力，自然会传承生长下去

刘大先：这些作品也让人想到文体上的突破。这里涉及两个方面的文化互译，一种是蒙古语书写与国家通用语书写之间相互促进。像娜仁高娃、海勒根那这样的作家，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写作，需要通过内在的自我翻译，不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更是文化层面的翻译。用民族语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在这种双重翻译中丰富了“中文”的语言表达、美学风格及其内涵。另一种是中青年作家普遍受到西方语言文学的影响，以类似的方式作用于“中文”。其结果是带来文体上的突破，像渡澜、晓角等人的写作，或者出于自觉探索，或者出于天赋本能，都对现代文学以来所熟知的小说体裁形式进行了改写。他们的探索也并不一定全然成功或者完美，却提供了可能性。

贺绍俊：“90后”的渡澜，小说常被认为有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她的魔幻都是在大森林里遭遇到的。《傻子乌尼戈消失了》这篇小说里她带着我们朝森林走去，见到了书籍中的情景，我们越往深处走，越有一种恐惧感，觉得有一种未知的危险正悄悄逼近。但渡澜能够巧妙地化解危险，最终带着大家一起去庆祝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这正是渡澜的魔幻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地方，她的想象和她的童心在一起。渡澜是茂密的大森林。

苏热、田逸凡、艾嘉辰、晓角，也都是“90后”“00后”的年轻一代，他们更像是海洋中的漂移岛，这几位年轻作家或者扎根于某一大海，或者将崛起成一座高山。田逸凡来自山东，他和草原相处得很和谐，但我们还是能够将他从众多骑手中分辨出来。苏热两篇小说的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叫黄镇的地方，艾嘉辰的两篇小说都有科幻元素，无论是黄镇还是科幻，也许正是他们走向辉煌的出发点。晓角则是一个很特殊的姑娘，因为家庭原因失去了读书的机会，但是她把文学作为自己最亲密的伴侣，文学也为她开启了一个美好的精神世界。我读她的两篇小说很感动，无论是安静的桃花源，还是一匹淡绿色的马，都会让我们感受到塞上江南的温暖和阳光。

刘大先：通过这12位作家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族群，其内部的写作都充满了多样性。既有继承传统、传承文化血脉的写作，也有关注当下现实的先锋性写作。面对这样纷繁复杂的现实情况，文学的发展，一方面失去有效性的文化与传统，有着“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态势；另一方面，就像骏马奔驰过草原，马蹄虽会踏碎一些花草，但第二天草依然会挺拔生长，有生命力的东西自然会传承生长下去。

最后引用肖睿作品《暖阳》一段话作为结尾：“当我背上他，踏着马蹄在大地飞一般奔跑，草原的大地听懂我们的笑声，那里面除了爱，什么都没有。”这里面表达出一种存在的共通性。既强调多样性，又内含共通性，这就是“十二骑手”所奉献给我们的最大公约数，即文化的公约数、情感认同的公约数、生命认知的公约数。

河流不在远方，它正从我们的生命中流过

文汇报 鲍尔吉·原野 2025-08-08

  童年，我第一次读到文学就爱上了它，但我不知我爱的是什么——它发乎文字又高于文字，像月光、像青草，像风在树林里的低语。人们说这是文学。

  后来读经典作品，接触到更深厚、更广阔的东西。在故事里，在人物身上，在轻轻的慨叹和不经意的描写中，有一种东西在弥漫——像露水，像光亮，像河流装载摇晃的星斗静静流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继续名之文学。是的，我在文学中读到了文学。杜甫和契诃夫互不相识，但他们的作品里有相通的气息，无以名之，谓之文学。它高于主题，高于故事，像夜空的星光照亮大地上的山峦。

  写作四十多年，我还在问自己：文学是什么，文学在哪里？我会为写出一句“文学”的词语而欣慰，更多时候为我不“文学”的写作而懊恼。这时又要问：文学是什么？它像水，在庄子、陶渊明、安徒生、艾·巴·辛格的笔下欢快地流淌，什么时候浇灌我的园地呢？读文学作品，有时候我会幸运地流下眼泪——合上书本，闭上眼睛，用手掌擦拭泪水。文学里除了月光、青草和树林的风声之外，还有良知和美。四十多年，对文学的追寻让我没兴趣去搞歪门邪道。文学保佑我做一个好人，像傻子一样思考“文学是什么”。也许这一生也找不到答案，但这样的一生蛮幸福。

  如果用一个词描摹我心目中的文学，或许叫“纯粹”。既是作品的质地，也是作者的心灵。可以朴素，可以沉静，可以不随潮流。

  我是个简单的人。有时别人讽刺我，大伙哄笑，我跟着大伙一起笑，过很久才知道他们在讽刺我。愚钝是我与生俱来的一个特征。但是我有一个特长，能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我喜欢长时间听鸟唱歌、听微弱的虫鸣。蚂蚁钻进洞穴，我也想钻进它的洞里看一下；我喜欢用手摸树、摸石子，我觉得万物发出的声音都有意义。大自然中的大树与小草、野兔与甲虫，共同构成庄严、和谐、活泼、美丽的世间景象。

  所以，有一天我脑子里冒出替万物写信的构思时，我感到为这一刻我已经等了很久，它终于到来了：在一个名叫万度苏的草原上，八十多种动植物和没生命的风、河流，马头琴给八十多种自然造物写信，麻雀给拴马桩写信，野蜜蜂给月牙写信，蝴蝶给波斯菊写信，羊羔给马头琴写信，阿拉坦仓的上眼皮给下眼皮写信……我像一个扎满窟窿的漏水的水桶，拼命写信与回信，我相信这都是动植物想说的话——讲述大地的美好与生命的快乐。

  在书里，我是动植物的一员，并为此感到幸福。在“万物有信”书系里，我获得了一个机会，以浅语写深情，以万物写人生，“致广大而尽精微”。我曾经说过“全心全意为大自然写作”，“用大自然温柔人们的心灵”。“万物有信”书系也是一个例证。

  说到这里，要谈到作品的目标读者——少年儿童。我们可能忘记了，在童年，我们思考的恰恰是人生的终极课题：比如生命——什么是活着？什么是死亡？比如时间——什么是当下？什么是久远？比如空间——什么是脚下？什么是远方？这些最为本真的探寻，让少年儿童的思绪变得辽远，眼睛变得明亮，变成宇宙奥秘的探寻者。“万物有信”书系回应了孩子们思考的这些问题——生命、时间、爱、信任、相聚以及别离，这些命题不是枯燥的说教，而是动植物、鸟类与昆虫的亲历，是它们的感受与故事，让孩子们产生共情。

  英国哲学家罗素说“简单而深远是美的真理”，我力求像他说的那样写作。深入浅出，以万物写人生，用大自然温柔人们的心灵。

  我相信万物有灵、万物有情。我相信动植物比人类更爱大自然，更能体会大自然的雄浑与细微。写作时如美学家朱光潜所说，“我把自己看作草木虫鱼的侪辈”，忘记了年龄和人类的身份。门在给风的信中写道：“你能把头放在石头上，躺下睡一觉吗？”百灵鸟说蚂蚁“像一片会爬的黑芝麻”。大自然比我们想象得更美，更和谐，更有趣。

  人是生灵，看到的是生机——树叶在枝头打转，仿佛要飞出去。仔细瞧，斑驳的树干上有一只橙色带黑点的甲虫往上爬，不知什么时候爬到树顶。数不清的青草在生长。如果仰面向天，过不了一会儿，头顶飞过一只鸟儿，飞着飞着，融入虚空。在大地上喧哗的草木是生灵，在河里石头上一动不动的小鱼也是生灵。

  大自然里满是生机，看不到凋亡。没有凋亡就没有新生。然而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呢？走进树林，见不到小鸟的尸体。草地上也没有虫子的遗骸。它们去了哪里？

  事实是，一些生命像泉水，活泼地向外流动，另一些生命在静悄悄地凋亡。仔细觉察，生命并非突然离开生物的躯壳，它像光的影子那样一点点挪移，毫无声息。

      往湖里丢一个石子，水的波纹一圈圈向外扩张。里圈的水纹向外伸展时，外圈的水纹已经看不见了，它永远消失了。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物与人不知不觉间消失了。生命不仅从濒危的老年人身上抽离，它正从所有人身上离去，分成一点一滴，不知去了哪里。一个孩子未来的生命很长，但分秒之间仍有旧生命从他身上离开，而后完成生长。如果真是这样，我们顿悟——当下的光阴何其珍贵，说的就是这一刻。下一秒钟，又有一寸生命将会离开我们。

  好好活着，好好爱。